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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徐州市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条例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11月28日江苏省徐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5年12月15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加强对社会力量办学的管理，保障社会力量办学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社会力量办学是指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自筹资金举办、面向社会招生的各类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各类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以下简称教育机构）。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社会力量办学的组织和个人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市、县（市）、贾汪区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力量办学工作。
第五条 社会力量办学应当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社会力量办学应当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第六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七条 社会力量办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组织机构和办学章程；
（二）有符合教育教学需要的专职、兼职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
（三）有举办者投入的开办资金、与教育教学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经费来源；
（四）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地、设施、设备等；
（五）有相应的教学计划、教材和教学、财务管理制度。
个人办学的，还应当有与其办学相适应的文化学历、职业技术专长和办学管理经验。
第八条 社会力量举办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学校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审批：
（一）举办高等学校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经市人民政府审核，向省教育行政部门申报；
（二）举办中等专业学校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经市人民政府审核，向省教育行政部门申报；
（三）在本市市区举办普通中学校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查，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县（市）、贾汪区举办普通中学校的，由县（市）、贾汪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查，经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四）在本市市区举办小学校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在县（市）、贾汪区举办小学校的，由县（市）、贾汪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查，报县（市）、贾汪区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九条 社会力量在市区举办非学历教育的，应当经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在县（市）、贾汪区举办非学历教育的，由县（市）、贾汪区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条 经批准举办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中学校的，应当向市教育行政部门申请领取《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经批准举办国家承认学历的小学校的，应当向所在地的市、县（市）、贾汪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领取《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举办非学历教育的，应当向所在地的市、县（市）、贾汪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领取《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第十一条 申请《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应当报送下列材料：
（一）办学申请报告和办学章程；
（二）办学资金、场地和设备的证明；
（三）办学管理人员、教学人员名单及职称、学历证明；
（四）教育行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个人办学的，还应当提供本人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同意办学的证明。
第十二条 在本市设立刊授、函授分校（站）或者其他教学管理机构的，应当持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文件向所在地的市、县（市）、贾汪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登记，领取《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未申请登记和取得《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的，不得在本市设立刊授、函授分校（站）或
者其他教学管理机构。
第十三条 教育机构发布的招生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不得以虚假的内容欺骗和误导招生对象。
第十四条 教育机构的名称应当明确表示其性质、类别、层次。
教育机构改变名称、隶属关系或者停办的，应当向原批准办学的教育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 被确定为高等教育、中等专业教育自学考试的主考单位以及负责技术等级和资格性考核、发证的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举办或者参与相关的办学活动。
第十六条 教育机构应当按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专业和范围招生。
第十七条 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培养目标和专业，编制教学计划，确定教材，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织教学，完成规定的课程。
教育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并执行学籍、教学管理及其他各项规章制度。
第十八条 学员参加非学历教育培训结束，需取得技术等级或者资格性证书的，由考核机构考核合格后发给相应的证书。
颁发学历教育证书，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教育机构应当持《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到物价部门核定收费标准，申请领取《江苏省收费许可证》，并按照收费标准收费，不得乱收费。
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建立财务会计制度，配备财会人员，统一使用财政监制票据收费，其收入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纳入专户储存，并接受财政、物价等部门的财务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对教育机构的办学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定期进行办学水平、教学质量的评估。
行业管理部门对本行业的教育机构的教学给予业务指导。
第二十一条 本市对社会力量办学实行年检制度。教育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提交《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年检报告》以及教育行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到批准办学的教育行政部门接受年检。
第二十二条 对社会力量办学成绩显著的，由市、县（市）、贾汪区教育行政部门或者行业管理部门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贾汪区教育行政部门予以处罚：
（一）未取得《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擅自办学的，予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二）不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完成教学任务，教学管理混乱，教育教学质量低下的，责令其限期改进；拒不改进的，吊销其《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三）未按照本条例规定使用教育机构名称或者变更名称未向教育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的，责令其限期改正；
（四）滥发或者出售毕业证、技术等级资格性证书的，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取消其颁发证书的资格；
（五）不按照规定的期限接受年检的，责令其限期年检；拒不年检的，吊销其《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年检不合格的，责令其限期改进；限期内拒不改进或者改进仍不合格的，吊销其《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第二十五条 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2月15日
　　　　　　　　　　　　　从宪法学角度来解释司法问题
　　　　　　　　　　　　　　　　　　　　——《司法要论》简评

　　　◇方乐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伴随着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之后国家法治建设的重心从立法转向法律的实施，司法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司法活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因而，有关司法的话题很容易就进入公共讨论空间，并被诉诸公共理性转而成为公共话题或者社会热点话题。回应并引导社会大众对于法治中国的公共想象以及对法治中国建设现状的公共批判，就成为法学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于是，有关司法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日渐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热点。
密切结合国情的学理研究
刘练军博士新鲜出炉的《司法要论》一书，不仅从宪法学的视角剖析了司法民主化、司法权的内涵、司法的规范要件、法官身份保障、司法效率、司法判决的公共产品属性、既判力与再审等有关司法制度的规范性和理论性的问题，而且也反思司法运作的政治化、能动司法、父爱主义司法、民粹主义司法、法院调解优先、个案监督等有关司法的实践问题。作者期望通过对当下中国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宪法学批判，恢复司法原本的宪法地位，同时以此建构起司法的宪法学理论。在作者看来，“我国司法始终与人们普遍期望的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应然司法相距甚远，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司法算不上是一种立宪意义上的司法。”
从方法论上来说，《司法要论》坚持一种公共性的知识立场与政治性的知识关怀，主张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解释并解决转型中国的司法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势就是将司法的制度与实践看成是公共空间里权力的公共化运作，将司法体制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法律问题。
正是因为此，作者不仅将陪审制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建立起关联来，认为“唯有从基本权利的维度上去定位和诠释陪审，才能深刻理解在陪审已呈衰退之势的当今时代我国为何还要认真对待陪审”；而且深入地看到司法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贸然地提出或反对司法民主化都会因基本知识储备不足而难免主观臆断有余、经验理性不足。”不仅认为从无权力到有权力的政治化演变过程中，司法权不断扩充其内涵，而且也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政治性存在与非政治性存在；不仅认为诉讼权乃是一项宪法性的程序基本权，而且主张法官身份的宪法性，“唯有宪法才能给予法官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均难以侵犯的绝对的身份保障”；等等。从作者的这些新颖的论述中，我们既能看到现实司法问题的政治意义，有能意识到司法问题解决的政治途径。这种密切结合中国司法的政治国情与现实情境的学理研究，不仅有利于摆脱长期以来司法理论研究中的西方他者想象，也有利于建构起属于我们自身的司法哲学与理论体系。
开放的心态推动理论建构
是的，作者有这样的理论抱负。在他有关司法理论的梳理与反思以及有关司法实践的批判与重构中，我们既能看到其中虽然点滴但却明显的努力，也能从中获得启发进而与他一起务实地参与有关当下中国司法问题的理论思考与体系建构。比如，在有关司法哲学讨论中，他不仅对司法哲学进行细致的类型划分，而且提出“唯有以多元化的司法哲学而不仅仅只是能动司法来引导法官的司法裁判，我国的司法才能愈益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和法治价值目标。”这反映出他不但意识到司法理论建构的复杂性与现实性，而且注重其中的开放性。换言之，司法理论的体系建构既需要关注司法的现实，同时也不能局限于现实而应当以一个开放的知识心态来发展和推动理论的动态建构。
例如，在有关司法效率的问题讨论上，他不仅对司法效率的构成要素以及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而且认为司法效率的关键在于资源配置，在于强化案件管理制度。这反映出作者的讨论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抽象而普世的理论言说上，更主要的是进行了问题解决的可行性论证以及可操作性制度的设计。这一做法对于我们思考并建构当下中国的司法理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有关司法的理论建构，实际上并不仅仅只是形成一种可与西方相对话的理论言说，不仅仅只是为了创设一套话语体系，而是要解决实际的司法问题，避免“高射炮打蚊子”的尴尬局面。
又比如，在有关民粹主义司法的讨论中，他不仅指出陷入民粹主义的包围圈是我国司法遭遇信任危机的影响重要原因，而且认为“唯有涤除司法身上及其周围的民粹主义，让司法审判彻底免予民粹主义的舆论及行为干扰，我国司法才有可能走出信任危机的低谷，其应有的权威地位和公正形象才有可能复兴。”这其实反映出他采取一种社会-文化情境的视域来观察当下中国的司法，将司法看成是特定社会场域中的一起社会事件。因而司法的问题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内在性的制度问题，而与它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紧密关联。职是之故，消除司法的信任危机，就需要我们以一种社会性的综合视角来进行整体审视，将所有围绕着司法周边的社会场域中的信任资源和社会资本都动员起来，进而以此累积并全面提升司法的公信力，从而最终解决当下中国司法的问题。
还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地方。但由于任何的阅读都是个体化的，都可能会囿于阅读者的知识局限而限制其中的意义空间。可喜的是，刘练军的《司法要论》并非一种有关司法问题的封闭性论述，而是“对一些重要论题予以简要论述”，是抛砖引玉式的，是有关司法问题的开放性讨论。因此，书中所开放出的问题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不断的关注。这样，如果拷问该书的理论贡献的话，那么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司法问题的公共性视角，而且也将这一理论产品再次公共化并交由读者来进行公共评说。



　　出处:原载《法制日报》2013年7月31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