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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 文化部


中青联发[2002]26号


关于切实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的意见
（2002年4月20日）



　　进入新世纪，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历史阶段不仅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德治国基本方略，切实提高农村青年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发挥青年在农村先进文化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共青团中央、文化部就进一步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际，按照党的要求，用先进的文化武装青年，用先进的文化塑造一代“四有”新人，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推广传播先进实用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用先进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熏陶农村青年，用群众的观点教育农村青年，是农村青年工作学习、宣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和要求，更是新时期农村青年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文化建设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同时又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取决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青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他们的素质高低对实现这一历史性任务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必须卓有成效地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是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文化在广大农村已居主导地位。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落后腐朽文化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同时，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文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青年。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用先进的、具有民族传统的文化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团结青年、凝聚青年，已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关键。

　　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是服务农村青年增收成才的重要手段。求富、求知、求乐、成才是目前农村青年的最大需求，全国普遍开展的农村青年增收成才行动就是对农村青年利益的最大满足。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不仅可以帮助农村青年提高综合素质，提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而且还可以促进农村青年吸纳、传播、实践、创造先进文化。当前农村青年文化建设还存在投入不足，设施建设落后；工作形式单一，手段落后，活动内容和形式过于陈旧，缺乏创新；青年文化生活匮乏等突出问题，难以满足日益富裕的广大农村青年对文化的需求。这种状况只有通过加强建设才能改变。

　　二、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以服务农村青年增收成才为主线，创新载体、加大投入、重在建设、寓教于乐。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用先进文化塑造农村青年、武装农村青年。充分发挥青年在农村先进文化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推出一批富有传统特色和时代特征、积极向上的农村青年文化项目，培育一批个人素质好、示范带动强的农村青年文化带头人，创建一批辐射范围广、富有生机活力的农村青年文化阵地，逐步形成以文化活动为途径，以文化项目为载体，以文化阵地为依托，以文化人才为骨干，以繁荣农村青年文化生活、提高农村青年综合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根本目的农村青年文化建设新格局。

　　三、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1.普遍开展农村青年文化活动。随着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农村青年对文化活动有着更为迫切的渴求。要在总结多年来开展农村青年文化活动经验基础上，继续开展丰富多彩、富有乡土气息、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要注意研究农村青年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根据青年群体结构分化和文化生活多样化需求，积极创新活动内容和形式。要统筹安排，系统抓好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农村青年文化活动，对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务农青年与非农产业青年、进城务工青年等要区分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要利用好农村的节日、集市、广场开展活动，在每年“五四”、“七一”、“十一”和元旦春节期间定期组织一些大型文化活动，掀起活动高潮。

　　2.积极培育农村青年特色文化项目。文化项目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农村面大地广，文化项目非常丰富，从中选择一批普遍的、大众的、具有浓郁民族特点的项目就能带动整个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因此，要结合各地文化传统，适应青年需求，在农村生产生活中积极寻找符合乡情、民情的活动载体，努力培育一批既能操作在手，又能充分体现各地特色、富有牵动性的特色文化项目。要发挥青年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挖掘和弘扬农村民俗文化、乡土文化的潜力和优势，促进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全国将确定一批重点县（市），采取报送节目、电视展播、公开评审等办法，展示和推广各地农村青年特色文化项目，带动农村青年文化建设。

　　3.大力培养农村青年文化带头人。文化建设没有人才不行。要通过重点培养、重点扶持、表彰激励等方式，培育一批政治思想好、文化素质高、有文艺专长的青年文化带头人。要把农村青年文化骨干组织起来，建立文艺队、体育队、科技队及各种兴趣小组，深入基层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要积极开展乡村青年歌手、大力士、剪纸、书法等各种文化比赛，发现并推出一批文化人才，逐步形成有利于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全国将每年分类举办农村青年文化比赛，为农村青年施展才华提供舞台，为社会提供文化人才资源。

　　4.加强农村青年文化阵地建设。文化阵地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托。要切实加大农村青年文化阵地建设的力度，建好用好农村青年文化阵地。农村现有的图书馆、文化站，要优先优惠向青年开放，坚持思想教育、知识学习、技能培训、文化娱乐“四位一体”的方针，依托阵地开展好青年文化活动。经济发达地区，要抓住加快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机遇，广泛动员、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新建、改建、扩建、共建等多种方式，兴建完善一批功能齐全的农村青年文化阵地，更好地吸引青年、联系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要帮助农村青年文化阵地加强管理，拓展功能，完善机制，使其在运用过程中不断自我发展、自我壮大。

　　四、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青年文化建设是农村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德治国基本方略，把一代又一代农村青年培育成为“四有”新人的关键环节，是一项决定农村未来的育人工程。各级团组织和文化部门要切实把加强农村青年文化建设作为大事来抓，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2.纳入规划，抓好示范。要将此项工作纳入到农村文化事业的总体规划中，进行全面部署、广泛动员和精心组织。要制订详细工作计划，突出工作重点，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把农村基层普遍发动起来。要确定一批重点县、重点乡镇，抓好一至两项特色活动作为示范项目，影响和带动面上活动开展。

　　3.建立机制，表彰激励。要自觉树立人才观念，层层建立农村青年文化人才档案，建立各种文化技能的资格评定和证书制度，建立有利于青年文化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切实做好农村青年文化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举荐工作。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表彰在此项工作中成效突出的优秀青年文化活动、项目、单位、个人和阵地，激励先进，引导和带动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农村青年文化建设工作。对于涌现出来的青年集体和个人，将纳入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评选范围给予表彰。

　　4.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积极协调新闻宣传部门，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传媒，大力宣传农村青年文化建设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推广各地成功经验，反映建设工作成效，进一步营造农村青年文化活动蓬勃发展、青年文化人才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

　

　　　　　　　　　　　　　　　　　　　　　共青团中央
　　　　　　　　　　　　　　　　　　　　　　文化部

　


法律援助若干问题探讨


自前司法部长肖扬1994年1月3日在一份律师工作材料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以来，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关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大量出台。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适时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目前，各个地方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都是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执行，这样的标准有其不合理之处。生活在最低保障线以上、却又尚未达到小康水平贫民阶层，遇到法律纠纷但无力聘请律师的现象大量存在。为了改变法律援助在我国为“赤贫阶层”所享有的“特权”这一异常现象,适当扩大法律援助受援层面，保障所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都能顺利进入诉讼程序,我国应规定更为科学的经济困难标准，并建立相应的配套保障机制。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对法律援助的定义，期刊及论著表述不尽一致。在英国，法律援助被定义为：“在免费或者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在我国，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公民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因素所限制而平等地获得法律服务，达到法律上的真正平等，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法律援助在西方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历了一个最初由律师自发地对穷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慈善行为，逐步演化成国家为保障其贫弱公民实现必要诉讼权利的国家行为的过程。它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17、18世纪以后，随着近代资产阶级律师制度的产生，一些民间组织如宗教团体、慈善机构开始有组织地向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确立，法律援助作为人人都享有的一项政治权利，在世界各国逐渐得到了确认。
二战以后，法律援助已发展和演变成为以国家义务、政府职能为基础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
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法律援助的具体实施纳入了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如英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及其配套的十几个单行法律援助条例等，美国的《法律援助公司法》等。香港的《法律援助条例》和《法律援助服务局条例》，就是分别对法律援助和法律援助机构做出的专门立法。
此外，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还被规定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中。
（二）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由国家出资并管理
就刑事法律援助而言，各国主要由政府专设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来承担，或者由政府专设的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委托私人律师来承担。
刑事法律援助以外的援助活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国家机关设立由专职律师组成的公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法律援助。二是由私人组织和私人律师在国家宏观控制下提供法律援助。三是混合型的，即前两种模式的并行实施，法律援助机构既包括国家设立的机构，也包括私人团体，法律援助人员既包括公职律师也包括私人律师。
在组织管理法律援助的机构上，各国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政府机构管理。二是由非政府组织管理，管理经费主要由国家拨付。三是由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共同管理。
（三）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资金供给制度，使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具有较为稳定的经济保障。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均得到了政府的拨款支持，只是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已。
从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以上三个特征可以看出，现代法律援助制度最主要的标志是政府通过立法，确立国家承担提供法律援助责任，并对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进行有效的管理。
二、我国法律援助现状及存在问题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法律援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截至2003年6月底，全国共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2642个，有专职法律援助人员8899人，其中，近50%有律师资格。除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人员提供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外，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一些社会团体、法学院校的法律援助志愿者，也参与了具体的法律援助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至2003年6月，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解答法律咨询641余万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余万件，有97余万人次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国法律援助现已探索出一套符合国情的实施办法，确立了统一受理、统一审查批准、统一指派办案、统一监督检查办案情况的“四统一”原则。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基本成形。
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必将大大加快有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和实施的进程。但从目前来看，由于《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比较原则，还不足以有效解决法律援助实践中存在的以下问题：
（一）法律援助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我国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从产生之日起就供不应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现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2000万人，农村中的贫困人口约为3000万人，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32亿人，残疾人6000万人，需要法律援助的困难人员众多。《海峡导报》2003年8月1日报道：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办理的仅17万件，得到援助的不足四分之一。可以说，在法律援助当中，供需矛盾是最突出的矛盾。
供需矛盾既使是在经济较发达、法律援助发展得较好的广东省也未能例外。1991年至2001年广东省共办理了36220件法律援助案件，其中刑事案件21683件，民事案件14537件，但是仅在2001年当年，全省大约还有2946起需要援助的案件因缺乏经费而无法办理。
（二）法律援助受援层面很窄，大量困难群众得不到援助。
我国一方面是对大量需要援助的当事人无法提供援助，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各地经济困难的标准都是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执行，公民符合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比率很低。例如，在咸阳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2003年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标准为每户人均收入低于每月130元。又如，在南京，人均月救助标准从原来的200元提高到220元（鼓楼区自行提高到250元），其他区县“低保”人员每人每月也将增加5-10元。经过这次提高后，预计全市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将由现在占城镇总人口的0.8%，增加为占城镇总人口的1%以上。（2） 事实上，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困难群众平时参与的社会关系不多，他们大多无业，有病时没钱去医院，平时甚至连门都很少出，所以他们遭遇属于法律援助受案范围的劳动争议、医疗事故、交通事故等法律纠纷的概率较低。大量外来打工者、下岗失业人员合法权益被侵犯，但他们的收入水平略超最低生活保障线，因而得不到法律援助。例如，广州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为平均300元，法律援助受援经济标准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月收入380元以下。而广州市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为442元，因经济条件不符合受援标准，一部分靠领取失业保险金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贫困人士，难以享受法律援助。2002年7月29日，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重新制定广州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新标准为家庭人均月收入500元以下。经济困难标准调整后，下岗工人才纳入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
（三）法律援助事业发展不平衡
1、地区发展不平衡。例如，从办案数量看，2001年，仅黑龙江省、河南省、山东省、安徽省、四川省、广东省等六省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就占全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总数的48.2%。
又如，从财政投入上看， 2002年广东省财政已安排法律援助专项资金1500万元。全国各地每年用于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总额才5000余万元，广东省一个省的经费就占了全国总经费的近30%。目前全国仅有12个省有专项拨款，上海每年有57.5万元，重庆一年仅5万元，两者同为直辖市，法律援助经费却相差十倍以上。
2、业务发展不平衡。法律援助常被误认为就是帮穷人打官司，这种错误认识导至不少地方对非诉讼法律援助事项不重视，甚至基本上不开展非诉讼业务。例如，厦门市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办理近五百件法律援助案件，但在公证法律援助方面，至今仍处于空白状态，而南京市仅2001年就办理公证法律援助案件1800件。
（四）法律援助还处于律师免费义务提供法律服务为主的阶段
关于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报酬问题，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报酬办法，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一般要求每个律师每年义务办理1—3个法律援助案件，在这个限度内，律师通常是没有拿报酬的。
受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业务经费的制约，律师办案所需的必要费用，各地解决方式不一样。在没有业务经费的地方，律师办案经费是个人承担的。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计，目前全国平均每件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费仅有60元。在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律师还可以获得少量的服务补贴。但即便如此，法律援助律师的报酬也远远低于社会律师承办的有偿服务的报酬标准。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由律师协会、律师免费义务提供法律援助为主的阶段。
三、国（境）外法律援助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境）外法律援助经过数百年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无疑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我国对西方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借鉴原则应该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有选择地吸收利用。大体说来，国（境）外法律援助制度可供我们借鉴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不断完善法律援助立法，确保能够满足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的法律援助需求。
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各个国家均有法律援助立法，并且都是通过立法来确立政府资助的法律援助制度，而每一次发生的重大改革，又是以法律的修改或新法的颁布来完成。
目前，香港已通过了7个专门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和规则，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和科学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走在了世界各国、各地区法律援助立法的前列。
英国1949年就颁布了法律援助法，即《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其后，该法律经过多次修改。《获得司法公正法》于1999年获得通过，并已于2000年4月1日起取代原有的《法律援助法》开始正式实施。
美国国会于1975年通过了法律服务公司法案，规定凡是收入在贫困线的125%以下个人或家庭，均可申请法律服务公司所资助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方面，政府财政拨款和当事人费用分担并行。
在英国，为了保障贫弱群体获得平等的司法人权，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前，国家对于法律援助经费一直采取上不封顶的开放式预算。此外，英国采用固定数额的费用负担。
在香港，人口为600多万，但1999-2000年度，香港法律援助总经费超过8亿港元。2000-2001年度，法律援助经费达7.06亿港元。
美国每年为法律援助拨款4亿美元。此外，美国许多州和县收取从5美元到75美元不等的法律援助申请费用。
南非与我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其整体法治化发展水平比我国低，法律“盲点”也较多，其总人口为4200万，但议会2001年确定的中央法律援助预算达3.12亿兰特（1美元约合7.5兰特），人均折合约1美元。
（三）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并存，由政府出资进行有效管理。
英国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的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统一由法律援助委员会组织实施。采取以社会从业律师提供为主的模式，另设有5个公设辩护人机构专门提供刑事辩护。
南非根据1969年《法律援助条例》建立了独立的法律援助委员会，该委员会与一些非政府组织和院校签订协议，通过为他们提供资金，由他们来提供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