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涉外公证费征收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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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涉外公证费征收标准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涉外公证费征收标准的通知
1975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目前，全国各地征收涉外公证费的标准不一致，现提出如下统一意见，望各地试行：
一、关于按件收费
仍按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公安部1963年8月13日《复关于今后办理外侨各种证明问题》、1963年12月15日《关于办理外侨各种证明的公证费问题的联合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厅、外交部领事司1967年7月27日《关于改进办理外侨各种证明问题的意见》中的有关规定执行。即：
（一）对我国公民每件征收公证费5元。
（二）对外国公民（包括中国血统外籍人）：为苏联公民出具的出生、死亡、结婚、学历、工作（经历）证明，根据1956年中苏互免公证认证的协议，不收公证费，而征收工本费和手续费，每件2元；为苏联公民出具上述以外的按件收费的各项证明，以及为其他国家公民出具的按件收费的各项证明，每件一律征收公证费（包括工本费和手续费）10元。
按件收费标准适用于除下述按比例收费以外的各项证明。
二、关于按比例收费
前司法部公证律师司1956年2月22日拟发的《公证费征收标准暂行规定（稿）》中有关规定，计算复杂，执行标准也不一致，现参照各地现行标准，提出统一标准如下：
（一）此项标准适用于有关继承、赠予、转让、委托处理财产的证明。一宗公证申请需要办理几件证明的，只能有一件按比例收费，其余的均按件收费。
（二）收费标准：继承、委托处理财产按实际应得金额，赠予、转让按财产金额计算：
1000元以下的收1％，但不得低于按件征收标准；
超过1000元至5000元的收2％；
超过5000元至10000元的收3％；
超过10000元至30000元的收4％；
超过30000元至50000元的收5％；
超过50000元至80000元的收6％；
超过8万元至10万元的收7％；
超过10万元的收10％。
三、对有困难的，或符合其他减免条件的（如将财产赠予我社会团体等），可根据具体情况减收或免收。
四、通过外交部领事司办理的公证书，其公证费和工本费、手续费仍由领事司或我驻外使领馆代收后上交国库，不再汇寄有关法院或公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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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理性思考
张海燕
摘 要 侦查讯问中，赋予律师在场权一方面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滋生，增强侦查讯问的透明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会对侦查活动形成干扰。是否建立律师在场制，应做客观全面地论证。
关键词 讯问 律师在场权 犯罪嫌疑人 刑讯逼供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内容主要包括：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以及讯问时律师在场权，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律师正式行使刑事辩护权的时间仍是从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通行的观点将侦查阶段律师享有的上述权利，称之为“有限的律师帮助权”。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并不享有辩护权，有限的律师帮助权中也不包含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但鉴于国内对在立法上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加以理性的分析。
一、主要国家对讯问中律师在场权的法律规定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在侦查机关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均有权在场，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其律师在场。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基石，侦查阶段也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最脆弱的阶段，因此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均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对他们防御性权利的保障。从对两大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考察来看，两大法系中的多数国家在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中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个国家在法律上都赋予了律师享有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即使赋予了此项权利，其在法律规定上也不尽相同。
美国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判例，明确要求侦查官员在讯问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对受到拘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论在指控前或指控后，讯问时都应当有律师在场方为合法。在英国，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后，须尽快会见犯罪嫌疑人，在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实施讯问时，有权自始至终地在场。在德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在由法官、检察官主持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一般都有权在场，而在司法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辩护律师无权在场。法国的侦查分为初步侦查和预审两部分，在初步侦查阶段，律师在司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无权在场，但在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重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中，律师可以始终在场。预审程序中，未经被告人同意，预审法官将不得对其进行讯问;即使其同意接受讯问，也必须在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能生效。意大利法律规定:司法警察在初步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通知辩护律师在场，否则讯问所得的陈述笔录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俄罗斯1995年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辩护人从被准许参加诉讼时起，……;有权在提出控诉时在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及其他调查活动;……。参与侦查过程的辩护人有权向被讯问人提问，并有权对所参加的该侦查行为的记录是否正确和完整提出书面意见。”
无疑，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作为外部监督制约力量，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防止侦查讯问权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可靠性与合法性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是没有弊端的。
二、解读律师在场权与刑讯逼供的关系
刑讯逼供是侦查实践中的一个顽疾。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趋势看，日益走向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这条主线。这对刑事诉讼的特殊阶段—侦查，提出了严峻挑战。笔者认为要全面认识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意义，有必要澄清两个认识误区：其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不等于“反对自证其罪”，在侦查讯问中，这个原则强调的是“强迫”，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犯罪嫌疑人就应有容忍讯问的义务；其二，侦查机关讯问嫌疑人的目的在于获取供述或听取其辩解，形成可以在审判中用作证据的讯问笔录或其他证据形式，并且可以借此发现其他证据，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供述。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损害了司法公正，应坚决予以遏制，这是不容置疑的。口供作为重要的证据以及其在侦查破案中的特殊作用，使得各国在刑事案件侦查中仍然十分重视口供的使用，并在讯问程序上不断予以规范，口供的法律地位并不因为现代侦查技术的发展和对于“外部证据”的侧重而受到影响。讯问只是产生刑讯逼供现象的一个环境因素，并不是滋生刑讯逼供的根源，强调律师在场权与遏制刑讯逼供之间的必然性是一个误区，不应因为存在刑讯逼供，就企图削弱讯问的功能，因噎废食不可取。
对于刑讯逼供，笔者以为可以通过以下制度设计来控制：㈠实行侦押分离，将羁押机构中立化，明确羁押机构的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犯，否则追究其相关责任；㈡对讯问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同样可以增加讯问过程的透明度，当然，对讯问实施录音、录像在制度设计上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㈢司法实践中应加强贯彻排除非法口供证据效力原则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条虽然明确了对非法取证的否定态度，但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而言，是不完整的，缺少处理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正如高悬严禁吸烟标志的公共场所总会有不自觉的人吞云吐雾，这种人对治安员和群众的道德谴责或者不理睬，或者稍微收敛，但面对罚款就不会无动于衷了，有了经济惩罚恐怕就没有多少人会明知故犯了。利益的触动往往比道德谴责更有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在庭审中，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这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侦查机关承担证明讯问人员没有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举证责任。㈣《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受到刑事控告而被逮捕或监禁但尚未审讯和判刑的人，在会见律师时，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笔者以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同样可以借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的以上做法，即目光监视，两者的道理是相通的，只不过是将律师和警察的位置调换一下而已。这样做，既把律师干扰讯问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又便于律师监督讯问人员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㈤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并从重处罚，对刑讯逼供者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职能。以上措施都可以有力地制约刑讯逼供。
三、律师在场权与侦查讯问权的冲突
首先，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辩护律师所要承担的诉讼风险不同。侦查机关承担着严格举证责任，在侦查终结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为了使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追究，必须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形成完整、严谨的证据锁链，排除其他合理性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才不至于被法庭否定。而辩护律师只要拿出一个有力证据，就足以粉碎侦查机关耗费大量侦查资源构建的证据体系，侦查成本与侦查效益严重比例失调。最能说明此问题的当属辛普森一案了。在庭审中，控方指出辛普森多年来暴力虐妻（并有报警记录），有血迹和染血手套等铁证，辩护律师则强烈攻击控方证据的漏洞，如辛普森不可能有足够时间行凶并毁灭凶器和衣服等，特别针对被告的手穿不进血手套，同时攻击作供的警方证人是种族歧视者以打击证言的可信性，强调控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未能达到“毫无合理的疑点”的标准。辛普森案件的审讯耗时九个月，耗费纳税人巨额资金，随着辛普森被判无罪，追诉机关的努力也付之一炬。
其次，讯问作为侦查机关获取犯罪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构建证据锁链中的重要一环，而律师在场权无疑弱化了侦查讯问的效能。犯罪嫌疑人是拥有最完整犯罪信息的主体，而侦查讯问则是获取犯罪信息的一个切入点，同时也是获取其罪轻、无罪的信息的一个途径，应指出的是侦查讯问应是在一定有罪证据基础之上进行的，否则侦查讯问则有可能触犯法律，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再次，侦查讯问是讯问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活力对抗，讯问的有效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攻势，打的是心理战，以求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痕迹，“勘查”的是犯罪心理现场。我们都期望犯罪嫌疑人“完全自愿供述”，但实践证明这只是一个侦查讯问的理想状态而已，出于趋利避害心理，犯罪嫌疑人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犯罪事实，给讯问工作制造种种障碍。律师在场制度的目的之一旨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心理支持，减缓其心理压力。试想，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侦查讯问也就形同虚设，讯问策略也就失去了有效实施的环境。另一方面，律师也可能因不懂侦查讯问的专业知识，无法正确理解讯问策略，干扰讯问，极易给讯问人员扣上骗供、诱供、逼供的黑帽子，使得侦查讯问人员的职业风险性加大。
四、质疑律师在场权的理论根据
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相对侦查机关而言是弱势群体，强调增强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孰弱孰强，笔者认为这要看划分的依据是什么，诚然，从权力角度看，犯罪嫌疑人是弱势者，侦查机关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做后盾。但要看到之所以国家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首先在于被害人才是最需要司法救济的弱者，侦查机关代表国家和被害人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在于从犯罪信息角度讲，犯罪嫌疑人处于信息优势，他最清楚自己是否犯了罪。侦查活动作为一个回溯性、由果推因的过程，获取犯罪信息的有无或多少具有局限性和被动性。由于信息的不平衡，就需要赋予侦查机关较大的侦查权力来弥补这种不平衡状态。
增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对抗能力，使其与侦查机关“平等武装”，实行对抗式侦查。笔者以为这种提法有待商榷。防止侦查权滥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不能矫枉过正。对于侦查机关不能过于苛求，其在合法的范围内应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要制约，又要相对独立，才能有效履行职能。在侦查机关的对抗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高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对抗能力，追求所谓的“对抗平衡”，不仅不利于追究犯罪，实际上还变相地包容了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利益。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不断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尤其在审判阶段，更是通过立法使得被告人的抗辩能力显著提高，笔者更赞成“对抗式庭审”而非“对抗式侦查”，如果侦查阶段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如未按法定程序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会在庭审中遭到辩护律师的质疑，也不会被法庭作为定罪证据采纳，起到过滤作用，从而促使侦查讯问人员合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们的司法理念是不枉不纵，既非西方的宁纵勿枉，也非宁枉勿纵。以辛普森案为例，他在刑事诉讼中胜诉，民事诉讼中却败诉，原因在于其在民事诉讼审判作证时漏洞百出，而在刑事诉讼中因其享有沉默权，所谓言多必失。在美国，从警察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全面介入。从第一次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代表犯罪嫌疑人出席和辩护(包括代替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除非其不愿请律师)。律师全面介入警察讯问对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利，但对侦查干扰较大。
对于侦查讯问，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规范它，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运行，促进侦查破案效率的提高，而不应一味地去限制、削弱其功能。国内一位学者曾言：“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扩大辩护律师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对此，笔者更愿意借用美国一个法官的话：“我们过于频繁地追求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我们是否应三思而后行？
劳动人事部计划劳动力局
劳动人事部计划劳动力局关于精简遗留问题的政策解答
劳动人事部计划劳动力局
按：最近经常有来信来访询问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精简职工遗留问题的处理政策，为此，特请劳动人事部计划劳动力局简复如下
一、问：目前已有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对本地区精简的老职工作出了生活困难补助规定，非本地区精简职工到这些地区安家的可否享受？
答：我们党和国家对六十年代因承担国家困难被精简的职工的生活困难极为关心。一九八二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有计划有步骤地研究解决。能解决哪些问题就积极主动地解决哪些问题
，国家无力解决的问题，全国不作统一规定。目前，已有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上述精神和地方财力的可能，对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精简的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生活有困难的老职工规定了生活困难补助办法。这些规定只适用于本地区所属单位被精简的职工，
其它地区和部门的精简职工不能享受，他们的生活困难问题，只能由当地民政部门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社会救济。
二、问：精简退职的老职工生活困难救济待遇国家是如何规定的？
答：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国务院《关于精简退职的老职工生活困难救济问题的通知》规定：
对于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精简退职的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并发给了一次性退职补助金的职工，凡是现在全部或者大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年老体弱，或者长期患病影响劳动较大而家庭生活无依靠的，由当地民政部门按月发给本人原标准工资百分之四十的救济
费。（医疗待遇见解答四）
对于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精简退职的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中，凡是不符合本通知规定的身体条件而生活困难的，由民政部门给予社会救济，应使他们的生活不低于当地一般居民；职工本人的疾病医疗费用，如果本人负担有困难的，民政部门可给予适当
救济。
三、问：已经作精简退职处理的因工负伤、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应享受什么待遇？
答：根据民政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一日《关于精减退职老弱残职工生活困难救济若干问题的解答》：凡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已经作退职处理的因工负伤、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包括一九五八年以后参加工作因工负伤的职工），家庭生活无依靠的，可
以作为特殊情况补办40％救济。他们的医疗费用，属于伤口复发的，由民政部门实报实销；属一般疾病的，按问题解答四的规定办理。已经作退职处理的因工负伤、全部丧失劳动力的职工，则应当由原单位改按退休处理。
四、问：享受40％救济的退职老弱残职工的医疗费如何解决？
答：据民政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一日《问题解答》：由民政部门根据指定医疗单位的收费凭证补助三分之二的医疗费（包括医药费、治疗费、住院费），本人负担三分之一。退职老弱残职工如果病情严重，需要住院或者转院治疗，应当由指定的医疗单位开具证明并经民政部门同意。住
院期间的伙食费和转院治疗的车船费、旅店费，原则上应由本人负担。对于本人负担上述费用有困难的，民政部门可以给予临时救济。
五、问：被精简的老弱残职工，在退职后发现患矽肺病的，应给予何种待遇？
答：据民政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一日《问题解答》：凡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精简退职的老弱残职工，退职后发现患有矽肺病，经原精简单位证明其退职前确系较长时间从事矽尘作业，经省（地、市）矽肺诊断中心小组检查鉴定确有一期矽肺病，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而家庭生活无依靠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批准，可以享受40％救济。对于患有一期矽肺病合并结核病和患二三期矽肺病的退职职工，按退休处理。
六、问：精简期间作除名处理的职工是否可以改按精简处理？退职费是否可以补发？发放标准是什么？
答：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五省精简安置巩固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凡是在精简时少发了退职费的，都应当由原单位核实后如数补发。原单位已经撤销的，由其原来的上一级主管单位补发。
对于本来应当是精简而作了除名处理的职工，查实情况后可以改按精简处理，并按照规定，分别给予应得的待遇。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央精简小组《关于职工退职待遇等问题的通知》规定：一九五八年以来参加工作的长期职工退职时，其退职补助费可以和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长期职工一样按照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的规定发
给。即：连续工龄不够一年的，发给一个月的本人工资；一年以上至十年的，每满一年，加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十年以上的，从第十一年起，每满一年，加发一个半月的本人工资。但是退职补助费的总额，最高不得超过三十个月的本人工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地方财力的可能作
出新规定的，可执行地方的新规定。
七、问：被精简的大、中专毕业生可否重新安排工作？
答：由于种种原因，确有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在六十年代初期被精简了，闲散在社会上。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他们建设四化的积极性，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国务院批转的民政部、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关于闲散在社会上的科学技术人员安排使用意见的报告》中规定：闲散
科技人员中，专业水平较高，又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如工作需要，经过考核，可择优录用一部分。要面向基层，尽可能就地安排。
对其他有工作要求的闲散科技人员，要采取多种形式，广开门路，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将他们就地使用，发挥一技之长。有的可签订合同临时雇用，按照他们所学专业，安排到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科研、文教卫生、工业或副业单位做技术工作；有的可就近聘请当技术、业务顾问
或大、中、小学代课教师；有的可组织整理技术资料；年龄较大、行动不便，而又有某些专长，愿意工作的，可采取临时交给任务的办法，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八、问：原工商业者被精简的在生活待遇上有何规定？
答：一九八三年七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统战部等五个部门《关于处理六十年代初期原工商业者被精简下放农村问题的请示报告》规定：对六十年代初期从国营、公私合营企业中，被动员或者强行精简下放农村的原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以及有定息的其他工商
业者（当时自动离职的，确系自愿回乡的，以及已安排社队企业工作、有工资收入的除外），从本文下达之日起，由原在企业（或其主管业务部门），按月发给一定数额的生活费，但不要低于二十元（外加副食补贴）；他们去世后，参照企业职工去世后的办法，发给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
亲属抚恤费。以上所需费用在企业营业外支出中列支。过去未发的和已发给生活费但低于本办法中规定的限额的，一律不补。
九、问：精简职工恢复工作后工龄应如何计算？
答：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五省精减安置巩固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重新录用的被精减职工，精减前的连续工龄和重新参加工作后的连续工龄，可以合并计算。
又据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五日原劳动部工资局复河南省劳动厅《关于集体所有制职工被精简后参加国营企业工作的工龄计算等问题》的意见：原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被精简退职的职工，参加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以后，其退职以前连续工作的时间和再次参加工作以后的工作时间，可以
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精减干部的安置处理办法的补充规定》中规定：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干部，凡是本人要求保留干部身份、不领工资、不办退职手续、回家参加劳动的，可以批准，并且发给证明。其中，一九五二年底以前参加
工作，但是目前不宜作退职处理的干部，本人自愿回农村参加劳动生产的，可以保留干部身份，由原单位另列编制，按照原来的标准，发给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工资。这些保留干部身份的人员，在回家、回农村期间，工龄照算，公费医疗待遇不变。
十、问：精简归侨职工及精简港澳回归职工可否重新安排工作？
答：根据一九八三年九月八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劳动人事部《关于处理六十年代初期精简的归侨职工问题的意见》，即（83）侨政字058号规定：对未执行〔1962〕296号文件而被精简的归侨职工，未达到退休年龄尚能工作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侨务办公室审查和劳
动人事部门同意，可以在全民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安排适当工作。
被精简的归侨职工，被重新安排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其再次参加工作后的工作时间与精简前的工作时间可以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工资，可参照精简前的原工资，结合本人现在担负的工作及个人表现重新评定。
被精简的归侨职工年老体弱、不能参加工作的，可按退职处理。退职费按国发〔1978〕104号和劳动人事部劳人险〔1983〕60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从批准之月发给，即每月低于二十五元的按二十五元发给。另加副食补贴。
根据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七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关于（83）侨政字058号文是否适用港澳回归人员的答复》：对六十年代初期被精减的港澳回归职工，凡是符合（83）侨政会字第058文件规定精神的，可以按该文精神办理。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劳动人事部联合签发的《关于处理六十年代初期精简的归侨职工问题的补充规定》中规定：
六十年代初期，因未执行中央有关规定，而被精简的归侨职工，现已重新安排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其被精简期间可以与精简前后连续工作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已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规定办理了退职的，精简期间计算工龄后，其中符合退休条件的，可以改按
退休办理，改办前的退职金与退休金的差额不补发。
因未执行中央有关规定，而被精简的华侨和归侨的直系亲属，也可按（83）侨政会字第058号文件和本补充规定办理。
1985年1月1日
张海燕
摘 要 侦查讯问中，赋予律师在场权一方面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滋生，增强侦查讯问的透明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会对侦查活动形成干扰。是否建立律师在场制，应做客观全面地论证。
关键词 讯问 律师在场权 犯罪嫌疑人 刑讯逼供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内容主要包括：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以及讯问时律师在场权，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律师正式行使刑事辩护权的时间仍是从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通行的观点将侦查阶段律师享有的上述权利，称之为“有限的律师帮助权”。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并不享有辩护权，有限的律师帮助权中也不包含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但鉴于国内对在立法上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加以理性的分析。
一、主要国家对讯问中律师在场权的法律规定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在侦查机关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均有权在场，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其律师在场。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基石，侦查阶段也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最脆弱的阶段，因此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均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对他们防御性权利的保障。从对两大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考察来看，两大法系中的多数国家在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中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个国家在法律上都赋予了律师享有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即使赋予了此项权利，其在法律规定上也不尽相同。
美国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判例，明确要求侦查官员在讯问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对受到拘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论在指控前或指控后，讯问时都应当有律师在场方为合法。在英国，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后，须尽快会见犯罪嫌疑人，在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实施讯问时，有权自始至终地在场。在德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在由法官、检察官主持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一般都有权在场，而在司法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辩护律师无权在场。法国的侦查分为初步侦查和预审两部分，在初步侦查阶段，律师在司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无权在场，但在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重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中，律师可以始终在场。预审程序中，未经被告人同意，预审法官将不得对其进行讯问;即使其同意接受讯问，也必须在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能生效。意大利法律规定:司法警察在初步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通知辩护律师在场，否则讯问所得的陈述笔录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俄罗斯1995年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辩护人从被准许参加诉讼时起，……;有权在提出控诉时在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及其他调查活动;……。参与侦查过程的辩护人有权向被讯问人提问，并有权对所参加的该侦查行为的记录是否正确和完整提出书面意见。”
无疑，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作为外部监督制约力量，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防止侦查讯问权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可靠性与合法性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是没有弊端的。
二、解读律师在场权与刑讯逼供的关系
刑讯逼供是侦查实践中的一个顽疾。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趋势看，日益走向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这条主线。这对刑事诉讼的特殊阶段—侦查，提出了严峻挑战。笔者认为要全面认识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意义，有必要澄清两个认识误区：其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不等于“反对自证其罪”，在侦查讯问中，这个原则强调的是“强迫”，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犯罪嫌疑人就应有容忍讯问的义务；其二，侦查机关讯问嫌疑人的目的在于获取供述或听取其辩解，形成可以在审判中用作证据的讯问笔录或其他证据形式，并且可以借此发现其他证据，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供述。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损害了司法公正，应坚决予以遏制，这是不容置疑的。口供作为重要的证据以及其在侦查破案中的特殊作用，使得各国在刑事案件侦查中仍然十分重视口供的使用，并在讯问程序上不断予以规范，口供的法律地位并不因为现代侦查技术的发展和对于“外部证据”的侧重而受到影响。讯问只是产生刑讯逼供现象的一个环境因素，并不是滋生刑讯逼供的根源，强调律师在场权与遏制刑讯逼供之间的必然性是一个误区，不应因为存在刑讯逼供，就企图削弱讯问的功能，因噎废食不可取。
对于刑讯逼供，笔者以为可以通过以下制度设计来控制：㈠实行侦押分离，将羁押机构中立化，明确羁押机构的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犯，否则追究其相关责任；㈡对讯问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同样可以增加讯问过程的透明度，当然，对讯问实施录音、录像在制度设计上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㈢司法实践中应加强贯彻排除非法口供证据效力原则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条虽然明确了对非法取证的否定态度，但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而言，是不完整的，缺少处理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正如高悬严禁吸烟标志的公共场所总会有不自觉的人吞云吐雾，这种人对治安员和群众的道德谴责或者不理睬，或者稍微收敛，但面对罚款就不会无动于衷了，有了经济惩罚恐怕就没有多少人会明知故犯了。利益的触动往往比道德谴责更有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在庭审中，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这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侦查机关承担证明讯问人员没有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举证责任。㈣《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受到刑事控告而被逮捕或监禁但尚未审讯和判刑的人，在会见律师时，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笔者以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同样可以借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的以上做法，即目光监视，两者的道理是相通的，只不过是将律师和警察的位置调换一下而已。这样做，既把律师干扰讯问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又便于律师监督讯问人员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㈤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并从重处罚，对刑讯逼供者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职能。以上措施都可以有力地制约刑讯逼供。
三、律师在场权与侦查讯问权的冲突
首先，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辩护律师所要承担的诉讼风险不同。侦查机关承担着严格举证责任，在侦查终结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为了使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追究，必须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形成完整、严谨的证据锁链，排除其他合理性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才不至于被法庭否定。而辩护律师只要拿出一个有力证据，就足以粉碎侦查机关耗费大量侦查资源构建的证据体系，侦查成本与侦查效益严重比例失调。最能说明此问题的当属辛普森一案了。在庭审中，控方指出辛普森多年来暴力虐妻（并有报警记录），有血迹和染血手套等铁证，辩护律师则强烈攻击控方证据的漏洞，如辛普森不可能有足够时间行凶并毁灭凶器和衣服等，特别针对被告的手穿不进血手套，同时攻击作供的警方证人是种族歧视者以打击证言的可信性，强调控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未能达到“毫无合理的疑点”的标准。辛普森案件的审讯耗时九个月，耗费纳税人巨额资金，随着辛普森被判无罪，追诉机关的努力也付之一炬。
其次，讯问作为侦查机关获取犯罪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构建证据锁链中的重要一环，而律师在场权无疑弱化了侦查讯问的效能。犯罪嫌疑人是拥有最完整犯罪信息的主体，而侦查讯问则是获取犯罪信息的一个切入点，同时也是获取其罪轻、无罪的信息的一个途径，应指出的是侦查讯问应是在一定有罪证据基础之上进行的，否则侦查讯问则有可能触犯法律，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再次，侦查讯问是讯问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活力对抗，讯问的有效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攻势，打的是心理战，以求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痕迹，“勘查”的是犯罪心理现场。我们都期望犯罪嫌疑人“完全自愿供述”，但实践证明这只是一个侦查讯问的理想状态而已，出于趋利避害心理，犯罪嫌疑人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犯罪事实，给讯问工作制造种种障碍。律师在场制度的目的之一旨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心理支持，减缓其心理压力。试想，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侦查讯问也就形同虚设，讯问策略也就失去了有效实施的环境。另一方面，律师也可能因不懂侦查讯问的专业知识，无法正确理解讯问策略，干扰讯问，极易给讯问人员扣上骗供、诱供、逼供的黑帽子，使得侦查讯问人员的职业风险性加大。
四、质疑律师在场权的理论根据
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相对侦查机关而言是弱势群体，强调增强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孰弱孰强，笔者认为这要看划分的依据是什么，诚然，从权力角度看，犯罪嫌疑人是弱势者，侦查机关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做后盾。但要看到之所以国家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首先在于被害人才是最需要司法救济的弱者，侦查机关代表国家和被害人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在于从犯罪信息角度讲，犯罪嫌疑人处于信息优势，他最清楚自己是否犯了罪。侦查活动作为一个回溯性、由果推因的过程，获取犯罪信息的有无或多少具有局限性和被动性。由于信息的不平衡，就需要赋予侦查机关较大的侦查权力来弥补这种不平衡状态。
增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对抗能力，使其与侦查机关“平等武装”，实行对抗式侦查。笔者以为这种提法有待商榷。防止侦查权滥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不能矫枉过正。对于侦查机关不能过于苛求，其在合法的范围内应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要制约，又要相对独立，才能有效履行职能。在侦查机关的对抗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高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对抗能力，追求所谓的“对抗平衡”，不仅不利于追究犯罪，实际上还变相地包容了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利益。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不断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尤其在审判阶段，更是通过立法使得被告人的抗辩能力显著提高，笔者更赞成“对抗式庭审”而非“对抗式侦查”，如果侦查阶段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如未按法定程序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会在庭审中遭到辩护律师的质疑，也不会被法庭作为定罪证据采纳，起到过滤作用，从而促使侦查讯问人员合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们的司法理念是不枉不纵，既非西方的宁纵勿枉，也非宁枉勿纵。以辛普森案为例，他在刑事诉讼中胜诉，民事诉讼中却败诉，原因在于其在民事诉讼审判作证时漏洞百出，而在刑事诉讼中因其享有沉默权，所谓言多必失。在美国，从警察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全面介入。从第一次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代表犯罪嫌疑人出席和辩护(包括代替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除非其不愿请律师)。律师全面介入警察讯问对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利，但对侦查干扰较大。
对于侦查讯问，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规范它，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运行，促进侦查破案效率的提高，而不应一味地去限制、削弱其功能。国内一位学者曾言：“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扩大辩护律师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对此，笔者更愿意借用美国一个法官的话：“我们过于频繁地追求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我们是否应三思而后行？
劳动人事部计划劳动力局关于精简遗留问题的政策解答
劳动人事部计划劳动力局关于精简遗留问题的政策解答
劳动人事部计划劳动力局
按：最近经常有来信来访询问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精简职工遗留问题的处理政策，为此，特请劳动人事部计划劳动力局简复如下
一、问：目前已有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对本地区精简的老职工作出了生活困难补助规定，非本地区精简职工到这些地区安家的可否享受？
答：我们党和国家对六十年代因承担国家困难被精简的职工的生活困难极为关心。一九八二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有计划有步骤地研究解决。能解决哪些问题就积极主动地解决哪些问题
，国家无力解决的问题，全国不作统一规定。目前，已有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上述精神和地方财力的可能，对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精简的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生活有困难的老职工规定了生活困难补助办法。这些规定只适用于本地区所属单位被精简的职工，
其它地区和部门的精简职工不能享受，他们的生活困难问题，只能由当地民政部门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给予社会救济。
二、问：精简退职的老职工生活困难救济待遇国家是如何规定的？
答：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国务院《关于精简退职的老职工生活困难救济问题的通知》规定：
对于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精简退职的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并发给了一次性退职补助金的职工，凡是现在全部或者大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年老体弱，或者长期患病影响劳动较大而家庭生活无依靠的，由当地民政部门按月发给本人原标准工资百分之四十的救济
费。（医疗待遇见解答四）
对于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精简退职的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中，凡是不符合本通知规定的身体条件而生活困难的，由民政部门给予社会救济，应使他们的生活不低于当地一般居民；职工本人的疾病医疗费用，如果本人负担有困难的，民政部门可给予适当
救济。
三、问：已经作精简退职处理的因工负伤、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应享受什么待遇？
答：根据民政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一日《关于精减退职老弱残职工生活困难救济若干问题的解答》：凡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已经作退职处理的因工负伤、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包括一九五八年以后参加工作因工负伤的职工），家庭生活无依靠的，可
以作为特殊情况补办40％救济。他们的医疗费用，属于伤口复发的，由民政部门实报实销；属一般疾病的，按问题解答四的规定办理。已经作退职处理的因工负伤、全部丧失劳动力的职工，则应当由原单位改按退休处理。
四、问：享受40％救济的退职老弱残职工的医疗费如何解决？
答：据民政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一日《问题解答》：由民政部门根据指定医疗单位的收费凭证补助三分之二的医疗费（包括医药费、治疗费、住院费），本人负担三分之一。退职老弱残职工如果病情严重，需要住院或者转院治疗，应当由指定的医疗单位开具证明并经民政部门同意。住
院期间的伙食费和转院治疗的车船费、旅店费，原则上应由本人负担。对于本人负担上述费用有困难的，民政部门可以给予临时救济。
五、问：被精简的老弱残职工，在退职后发现患矽肺病的，应给予何种待遇？
答：据民政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一日《问题解答》：凡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期间精简退职的老弱残职工，退职后发现患有矽肺病，经原精简单位证明其退职前确系较长时间从事矽尘作业，经省（地、市）矽肺诊断中心小组检查鉴定确有一期矽肺病，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而家庭生活无依靠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批准，可以享受40％救济。对于患有一期矽肺病合并结核病和患二三期矽肺病的退职职工，按退休处理。
六、问：精简期间作除名处理的职工是否可以改按精简处理？退职费是否可以补发？发放标准是什么？
答：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五省精简安置巩固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凡是在精简时少发了退职费的，都应当由原单位核实后如数补发。原单位已经撤销的，由其原来的上一级主管单位补发。
对于本来应当是精简而作了除名处理的职工，查实情况后可以改按精简处理，并按照规定，分别给予应得的待遇。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央精简小组《关于职工退职待遇等问题的通知》规定：一九五八年以来参加工作的长期职工退职时，其退职补助费可以和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长期职工一样按照一九五八年三月七日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的规定发
给。即：连续工龄不够一年的，发给一个月的本人工资；一年以上至十年的，每满一年，加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十年以上的，从第十一年起，每满一年，加发一个半月的本人工资。但是退职补助费的总额，最高不得超过三十个月的本人工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地方财力的可能作
出新规定的，可执行地方的新规定。
七、问：被精简的大、中专毕业生可否重新安排工作？
答：由于种种原因，确有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在六十年代初期被精简了，闲散在社会上。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他们建设四化的积极性，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国务院批转的民政部、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关于闲散在社会上的科学技术人员安排使用意见的报告》中规定：闲散
科技人员中，专业水平较高，又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如工作需要，经过考核，可择优录用一部分。要面向基层，尽可能就地安排。
对其他有工作要求的闲散科技人员，要采取多种形式，广开门路，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将他们就地使用，发挥一技之长。有的可签订合同临时雇用，按照他们所学专业，安排到全民或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科研、文教卫生、工业或副业单位做技术工作；有的可就近聘请当技术、业务顾问
或大、中、小学代课教师；有的可组织整理技术资料；年龄较大、行动不便，而又有某些专长，愿意工作的，可采取临时交给任务的办法，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八、问：原工商业者被精简的在生活待遇上有何规定？
答：一九八三年七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统战部等五个部门《关于处理六十年代初期原工商业者被精简下放农村问题的请示报告》规定：对六十年代初期从国营、公私合营企业中，被动员或者强行精简下放农村的原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以及有定息的其他工商
业者（当时自动离职的，确系自愿回乡的，以及已安排社队企业工作、有工资收入的除外），从本文下达之日起，由原在企业（或其主管业务部门），按月发给一定数额的生活费，但不要低于二十元（外加副食补贴）；他们去世后，参照企业职工去世后的办法，发给丧葬补助费、供养直系
亲属抚恤费。以上所需费用在企业营业外支出中列支。过去未发的和已发给生活费但低于本办法中规定的限额的，一律不补。
九、问：精简职工恢复工作后工龄应如何计算？
答：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五省精减安置巩固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重新录用的被精减职工，精减前的连续工龄和重新参加工作后的连续工龄，可以合并计算。
又据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五日原劳动部工资局复河南省劳动厅《关于集体所有制职工被精简后参加国营企业工作的工龄计算等问题》的意见：原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被精简退职的职工，参加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以后，其退职以前连续工作的时间和再次参加工作以后的工作时间，可以
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精减干部的安置处理办法的补充规定》中规定：一九五七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干部，凡是本人要求保留干部身份、不领工资、不办退职手续、回家参加劳动的，可以批准，并且发给证明。其中，一九五二年底以前参加
工作，但是目前不宜作退职处理的干部，本人自愿回农村参加劳动生产的，可以保留干部身份，由原单位另列编制，按照原来的标准，发给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工资。这些保留干部身份的人员，在回家、回农村期间，工龄照算，公费医疗待遇不变。
十、问：精简归侨职工及精简港澳回归职工可否重新安排工作？
答：根据一九八三年九月八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劳动人事部《关于处理六十年代初期精简的归侨职工问题的意见》，即（83）侨政字058号规定：对未执行〔1962〕296号文件而被精简的归侨职工，未达到退休年龄尚能工作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侨务办公室审查和劳
动人事部门同意，可以在全民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安排适当工作。
被精简的归侨职工，被重新安排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其再次参加工作后的工作时间与精简前的工作时间可以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工资，可参照精简前的原工资，结合本人现在担负的工作及个人表现重新评定。
被精简的归侨职工年老体弱、不能参加工作的，可按退职处理。退职费按国发〔1978〕104号和劳动人事部劳人险〔1983〕60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从批准之月发给，即每月低于二十五元的按二十五元发给。另加副食补贴。
根据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七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关于（83）侨政字058号文是否适用港澳回归人员的答复》：对六十年代初期被精减的港澳回归职工，凡是符合（83）侨政会字第058文件规定精神的，可以按该文精神办理。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劳动人事部联合签发的《关于处理六十年代初期精简的归侨职工问题的补充规定》中规定：
六十年代初期，因未执行中央有关规定，而被精简的归侨职工，现已重新安排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其被精简期间可以与精简前后连续工作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已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规定办理了退职的，精简期间计算工龄后，其中符合退休条件的，可以改按
退休办理，改办前的退职金与退休金的差额不补发。
因未执行中央有关规定，而被精简的华侨和归侨的直系亲属，也可按（83）侨政会字第058号文件和本补充规定办理。
1985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