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开办外币卡收单业务的有关规定

上一篇: 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水利局转发财政部、水利部《关于颁发〈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下一篇: 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关于精神药品经营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论二审程序中的反诉问题

余 澳 姜 华 赵露

内容提要：二审程序中的反诉问题在我国的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拟通过对此问题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比较，提出一些改革性意见。
关键词：反诉；本诉；二审

二审程序中的反诉问题主要是指反诉可否在二审程序中提出。我国当前理论界对此问题的争论较大，主要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允许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其主要理由为：对二审程序中的反诉，二审人民法院可同本诉一起调解，争取用调解的方式结案，在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审级利益的情况下，二审人民法院也可以进行判决。如果当事人不明确表示放弃审级利益，也不能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二审人民法院则应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应允许在二审程序中提出反诉。首先，反诉作为独立的诉讼必须符合起诉的一般要求，而起诉只能发生在一审中。其次，允许二审中提出反诉，势必当事人失去上诉的机会，形成部分反诉案件一审终结的情况。所以，反诉只能在一审提起，以便于一审法院合并审理。
现阶段的司法实践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84条的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所以，从该项司法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⑴允许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⑵人民法院就该反诉只能采用调解的方式结案，而在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皆不愿意接受调解，调解达不成协议或者调节书制作后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拒绝签收等情况下，人民法院只能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该司法解释之所以如此规定，概出自以下原因：⑴如果不允许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那么被告就只能另行起诉。如此一来，当事人双方势必将经历两次诉讼，造成双方的诉累，这是违背反诉制度设立之诉讼经济目的的；另一方面，由于本诉与反诉审理的分别进行，就可能导致法院在本诉与反诉的事实认定上出现抵牾，致使相互矛盾判决的作出。所以，应当允许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 ⑵被告在提起反诉后，法院只能用调解的方式（调解不成，告知另行起诉）予以解决，则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因为，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一个案件经过两个等级的人民法院的审理即告终结。所以，二审法院即为终审法院，其判决则为终审判决，此时，当事人双方则不再拥有上诉权。反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起诉，被告在二审中提起反诉，实际上是在二审程序中发动了一场新的起诉。如果，法院对这一新的起诉作出了判决，那么由于是终审判决，当事人双方对此新的诉讼则不再拥有上诉权。如此情形，必然违背了两审终审制原则。所以，对二审程序中的反诉只能以调解的方式予以解决。整体看来，该司法解释既没有完全采纳前文的第一种观点，也没有完全采纳第二种观点，而是两种观点折衷后的产物。即允许被告在二审中提起反诉，此符合反诉制度设立之目的；而在处理方法上，只能以调解的方式予以进行，调解不成则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对此亦符合两审终审制原则，照顾了当事人的审级利益。
在做了简单的考察后，笔者对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处理二审中的反诉方式提出以下几点反思性意见。
第一，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是否允许被告在二审中提起反诉作出明确规定，而只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此问题作出规定，所以这种处理方式尚缺严格的法律依据。程序法定，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要求。程序法定要求国家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所进行的诉讼程序，都只能由作为国民代表集合体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来加以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司法机关不得行使。程序法定原则体现了以立法权制约司法权的分权制衡意义，有利于塑造“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衡机制。 由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没有对二审中的反诉问题作出规定，所以实践中虽然依据作为司法解释的《意见》来处理此问题，但毕竟违背了程序法定的要求。
第二，允许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则被告有滥用二审中的反诉权，造成诉讼突袭和诉讼拖延之嫌。因为被告本可以在一审程序中提起反诉，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却使其做好了进入二审才予提起反诉的准备。在这里，一方面可能的确是由于在一审程序中的答辩期间无法收集到于本方有利的反诉证据，若此时虽然可以提起反诉，但由于缺乏相应证据支持自己的反诉请求，所以可能导致自己的反诉请求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而招致败诉。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出自诉讼突袭的目的，希望通过二审中反诉的提出使对方当事人陷入措手不及的困境，通过二审裁判来赢得有利于自身的诉讼结果；或者希望二审中反诉的提出，造成诉讼的拖延，以此扭转诉讼局面或者在诉讼的拖延阶段采取其他的方式避免败诉。对于第一种情形我们可以表示理解，但在第二种情形下则有背于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第三，在我国现行的审级制度下，允许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出反诉有违诉讼经济原则。因为，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势必使通过一审程序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归于无效。因为，反诉存在抵消、吞并、排斥本诉的情形。尤其在后两种情形下，使得本诉的事实与反诉的事实呈现出相互的矛盾，所以法官和诉讼参与人不得不重新动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国家的和个人的），通过新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投入查明事实的真相，从诉讼的效率和效益角度讲这实为一种背反。
第四，该解释中，法院只能对反诉进行调解，若调解不成则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做法与民事诉讼法第9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的规定相矛盾。因此，解释和实践中的做法至少是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一致的。
笔者认为，二审程序中的反诉问题其实可以通过三审终审制度的确立而得以全面、合理的解决。三审终审制度，不仅有利于解决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制度，同样有助于解决民事诉讼中的多项困境，如更有利于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保证判决的公正、合理，维护司法的尊严；有利于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干扰和防止司法腐败；还有利于对有限的司法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等等。在三审终审制下，我们可以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准许被告在二程序中提起反诉；其次，由于二审并不是终审，所以反诉的提起并不会引起审级利益矛盾；再次，二审法院对二审中的反诉拥有裁判权，就避免了对“法院不得拒绝作出裁判”的规则的违背，因为在前述的调解不成则告知另行起诉的做法毕竟有违“法院不得拒绝作出裁判”之嫌。
尽管三审终审制的确立可以使二审程序中的反诉问题得以轻松解决，但毕竟在现阶段的司法改革中，关于三审终审制的确立与否尚存很大争议，所以对此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可能坐等三审终审制的建立。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大的制度背景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对原有的规定与实际操作加以合理性的改革（改良），以避免剧变所带来的不适应和缺少配套制度的支撑导致的难产。
第一，笔者仍然赞成一审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虽然在前文中，笔者已对此弊端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但我们必须站在更实际以及我国当下的诉讼现实立场上来看待此问题。首先，在现阶段，由于反诉只能在一审程序中的答辩期间提起，若过了此期间被告则无法在一审中提出反诉，若不允许被告在二审中提起反诉则对被告是一种不利，违背了诉讼平等原则；其次，被告在一审答辩期间没有提起反诉，可能的确是由于没有有利的证据支持自己的反诉请求，若提起反诉则可能导致败诉的结局，所以其没有在此期间提起反诉。但由于诉讼的进展，被告方可能收集到支持反诉请求的证据，但此时已经过反诉的提起时间，所以只能在二审时提起反诉；再次，伴随着诉讼的进行，可能出现新的事实，新的情况，如果不允许被告在二审中提起反诉，则同样对被告是不利。此外，被告还可能由于交纳诉讼费困难以及诉讼代理人的原因而没有在一审中提出反诉，而只能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的情形。如果不允许一审被告在二审阶段提起反诉在现阶段的情况下所引起的弊端可能要更大一些。首先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严重限制，当事人的诉之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其次，另外发起一场诉讼，则有背诉讼效率和效益原则，同时可能导致相互矛盾判决的作出。所以，站在公正与效率（效益）的高度，根据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原则，我们应当允许一审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
第二，考虑到审级利益的需要，原审被告在二审中提起反诉应当有预设性条件，即应当得到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因为，我国现行实践对二审中的反诉处理方式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考虑因素就是审级制度。此时，通过调解，如果达成调解协议而终结案件，则表明反诉被告放弃了对案件的上诉权利，这是对审级制度的遵从；如果调解不成则告知被告另行起诉，同样是顾及到了审级利益。但由于此时的调解不结案有违“法院不得拒绝作出裁判”之嫌，并且会造成诉讼的不经济和相互矛盾判决作出的可能性，所以这种处理方式是不可取的。此时，如果一审被告提起反诉并得到了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则表明双方当事人放弃了审级利益，面对调解不成的情形时，法院就可以及时作出判决。因此，在二审程序中一审被告提起反诉若得到一审原告的同意，则可以照顾到审级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二审法院对二审中的反诉进行处理。
第三，一审被告在二审程序中提起反诉若得到一审原告的同意，则法院可以先予调解，调解不成则可以作出判决。因为，此时当事人双方已经放弃了审级利益，法院进行调解是考虑到了现行的做法，而调解不成作出判决则是以当事人双方审级利益的放弃为前提，通过二审判决的作出有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避免此后出现矛盾的裁判。
第四，笔者建议，二审程序中，一审被告提起反诉得经一审原告同意是一般情况下的前提条件。但在以下三种情况，一审被告提起反诉得不经一审原告同意。具体为：
⑴当事人双方对某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存在争执。如在一审时，原告诉请被告返还所有物，被告以租赁权抗辩，结果原告败诉而上诉至第二审，一审被告反诉请求二审法院确认租赁关系存在。所以，凡遇此种情形，应允许一审被告得不经一审原告的同意而提起反诉。因为，在第一审中，法院就被告有无租赁权已经基本查明并且固定了诉讼资料，所以在第二审中，为了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纷争的功能，同时节约诉讼资源，所以一审被告提起反诉可以不经一审原告的同意。
⑵对于同一诉讼标的有提起反诉之利益者。如原告在一审中提起否定的确认之诉，请求确认被告对原告的某债权不存在，在第二审中，一审被告就该债权提起反诉，要求本诉原告履行该债务。对此情形，法院在对本诉的审理即一审中就应当对该债权的存否进行了查明，所以在二审中如果被告就此同一诉讼标的提起反诉得不经本诉原告的同意。这同样是基于诉讼经济和扩大诉讼制度解决纷争的功能。
⑶一审被告就主张抵消的债权尚有余额，所以在二审中就此部分余额的抵消提起反诉，而二审法院认为用同一诉讼程序就此问题予以解决确有必要时，同样可以不经对方当事人的同意而提起反诉。其理由如前所述。



轮奸犯罪中的既遂与未遂问题

韦 民


在审理强奸案件中，往往遇到对参与轮奸的共犯应否划分强奸既遂与未遂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审判实践中，法官们操作不一。有主张对参与轮奸的共犯，只要其中有人强奸得逞，其余共犯无论强奸是否得逞，一律以强奸既遂论处。在轮奸共同犯罪中，不应分既遂与未遂，所有共犯都应对全案负责，不能对行为未能得逞的共犯以未遂论处。也有主张对参与轮奸的共犯，应以强奸得逞与没有得逞来划分强奸既遂与未遂，不应把在轮奸中没有得逞的共犯与在轮奸中已得逞的共犯相提并论。关于轮奸共同犯罪中的既遂与未遂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从刑法有关规定以及强奸罪的特征来看，笔者赞同后一种主张，在轮奸共同犯罪中，应根据共犯在轮奸中是否得逞来划分强奸既遂与未遂。
一、对参与轮奸的共犯划分强奸既遂与未遂的意义

在轮奸共同犯罪中划分既遂与未遂，在强奸罪的定罪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在对各共犯的量刑上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１．在轮奸共犯中划分既遂与未遂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防止认定事实不清而导致量刑不当；２．在轮奸共犯中划分既遂与未遂可以体现公正处罚，防止对罪犯处罚不公；３．在轮奸共犯中划分既遂与未遂符合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之规定，防止适用法律不当；４．在轮奸共犯中划分既遂与未遂，能准确地打击犯罪分子，做到罪罚相适应，防止量刑偏轻或偏重；５．在轮奸共犯中划分既遂与未遂，符合强奸罪中规定的既遂构成要件，防止共同犯罪共犯均以犯罪既遂论处的共同犯罪片面论。

二、轮奸共犯的既遂与一般罪共犯的既遂应有所区别

轮奸共犯的既遂与一般罪共犯的既遂的区别主要在于：（１）强奸犯罪既遂构成要求不同。强奸罪既遂的犯罪构成必须是行为人与妇女发生性交行为，如果行为人没有与妇女发生性行为，就不构成强奸既遂。而一般罪既遂的犯罪构成只强调主观故意。如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只要共同有杀人的故意，在共犯中，尽管不是每一个共犯均实施杀人的行为，但只要有人实施了杀人的行为，那么便完成了故意杀人罪的全部构成要件，那么所有共犯均应对全案负责，应视为故意杀人既遂。（２）强奸既遂具有不可替代性。强奸既遂要求的是每一个行为人必须实施与妇女性交的行为，这种性交行为是针对单一个人的行为，并非包括其他共犯。若共犯中有的在轮奸中已得逞，但不能替代在轮奸中未得逞的共犯。按强奸罪的构成，在轮奸中未得逞的共犯，只能认定为强奸未遂，不能牵强地把未得逞的共犯当做强奸既遂来量刑，只有每个单一的行为人实施了与妇女性交的行为，才能认定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强奸既遂。（３）强奸既遂不能以共犯的主观故意来考虑。其他罪既遂可以根据罪犯的主观故意来考虑既遂问题，但强奸罪，行为人仅有主观故意而强奸未得逞，这只能说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但不能说他已构成强奸既遂。因为仅有主观故意而未得逞，不符合强奸既遂规定的必须具有性交行为方可视为强奸既遂。

三、轮奸共犯不划分既遂与未遂缺乏法律依据

有人认为，既然在一般的犯罪中可以对共犯不划分既遂与未遂，那么，在轮奸共犯中也同样可以不划分既遂与未遂。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事物是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分的，在刑法中应该说大多数犯罪，在共犯中是可以不划分既遂和未遂，这是因为大多数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同，它们要求的是一种普遍的主观故意，这是普遍性的一面。而在刑法中也存在特殊性的一面。比如强奸罪、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等罪的共犯，由于其犯罪构成的特点不同，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不可替代性，每个实行犯的既遂或未遂均表现出各自的独立性，因此，在一些共同犯罪中，一个共犯的既遂或未遂并不标志着其他共犯的未遂或既遂。只有每个共犯各自完成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的行为后才能认定其为犯罪既遂。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些特殊性，一些犯罪中的共犯是应划分既遂与未遂的。在强奸罪中，轮奸只是该罪的一种严重的表现形式，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故对轮奸的共犯既遂与未遂仍应以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有人主张对轮奸的共犯不宜划分既遂与未遂，只要是其中一共犯强奸既遂，其余共犯不管得逞与否均以既遂论处。其实这一主张是缺乏法律依据的。首先，在强奸罪中没有特别的规定不适用刑法总则的规定。其次，强奸罪中的既遂是规定为单个的性交行为，并非指共同行为，更不能以单个行为替代其余共犯的行为。最后，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对轮奸共犯可以不划分既遂与未遂。因此，主张对轮奸共犯不划分既遂与未遂是缺乏法律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