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准美国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特许金融分析师证书注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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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美国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特许金融分析师证书注册的通知
关于批准美国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特许金融分析师证书注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机构：
根据我部《关于对引进国外职业资格证书加强管理的通知》（劳社部发
〔1998〕18号）的精神，经研究，同意批准美国投资管理与研究协会特许金融
分析师证书在我部注册，注册号为劳引字〔2002〕001号。
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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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交换，又称证据开示。所谓证据开示，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是指“①发现或获知先前未知之事的行为或过程；②应当事人的要求强制披露与诉讼有关的信息；③事实或文件的披露；④诉讼过程中询证笔录、询问书等形式证据开示的审前阶段”。证据交换制度源于16世纪下半期英国的衡平法司法实践，即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进行个案衡平。从其起源来看，证据交换制度是为了解决证据突袭、诉讼拖延、效率低下、费用高昂等问题所作的一种制度设计，其价值取向就在于实现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和促进和解。本文从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历程、主要内容着手，明确了证据交换制度的法律边界，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证据交换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完善和改进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途径提出了相应建议。
1 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历程和主要内容
1.1 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历程
我国《民事诉讼法》颁布于1991年，其中有关审理前的准备并未对证据交换制度加以规定，在证据的提出上采取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随时提出主义，更未规定逾期提交证据的后果。1993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法发[1993]34号）。该司法文件第5条规定：“开庭前，合议庭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交换、核对证据，核算帐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在开庭审理时如双方当事人不再提出异议，便可予以认定”。这是首次在民事诉讼中提到证据交换，但该司法文件并未对当事人怠于交换证据可能产生的诉讼后果加以规定，以至于证据交换在司法实践中流于形式，作用不大。1998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1998]14号），对我国民事证据制度进行了改革。该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对证据交换适用的案件范围作出了界定。1999年10月2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通知》（法发[1999]28号）第16条规定：“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要进一步完善举证制度，除继续坚持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外，建立举证时限制度，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庭前交换证据制度，完善人民法院收集证据制度，进一步规范当事人举证、质证活动”，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建立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庭前交换证据制度。2001年12月21日，在借鉴国外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合理成分、总结我国审判实践经验和法学界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这一司法解释共用了15个条文对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作了规定，搭建了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基本框架。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一次全面修正，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直击“申诉难”、“执行难”等问题，但对证据交换规则进行了搁置。2008年12月1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法发[2008]42号）又重点针对《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三部分“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更好地指导和规范举证时限的适用。2012年8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经第二次修正后的新民事诉讼法第133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首次将证据交换作为一项程序制度在法律层面上加以确立，这一举措对于完善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 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主要内容
从新《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相关条文来看，同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我国实行的职权主义的证据交换制度。其主要内容如下：
1.2.1 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
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133条，证据交换由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9条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据此，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是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
1.2.2 证据交换适用的案件范围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7条将其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二是“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从条文分析，显然是一种保障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利和法官适当介入管理相结合的一种证据交换类型。而在新《民事诉讼法》中，证据交换适用的案件范围没有限制，只要案件经人民法院受理后需要开庭审理的，审判人员就要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案件的争议焦点。两相比较，新《民事诉讼法》更加强化了人民法院对于证据交换启动的决定权，将证据交换作为审理前准备阶段明确案件争议焦点、提高诉讼效率的一种程序制度，并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基础上扩大了证据交换适用的案件范围。
1.2.3 证据交换适用的证据范围
对于证据交换适用的证据范围，《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未作出具体规定。但从证据开示的定义来分析，可以看出证据交换制度的核心是：除非具有正当理由，双方当事人应当把所掌握的与案件有关的情报全部或者部分向对方开示，以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及对抗的公平性。新《民事诉讼法》第65条原则性规定，证据范围由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这一规定虽说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减少证据交换的工作量，但另一方面将会受到审判人员尤其是主审法官审判能力和业务素质的限制，可能会影响证据交换功能价值的有效发挥。因此，结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新《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证据交换适用的证据范围应是当事人持有的与当事人诉讼请求或主张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包括不利证据。
1.2.4 证据交换的时间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3条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第38条规定，“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新《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第133条规定，“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
两相比较，《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新《民事诉讼法》均将证据交换和举证时限联系起来；但在证据交换的时间这个问题上，区别较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对于举证期限，《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规定了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两种情形。新《民事诉讼法》则直接规定由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立，排除了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的情形；（2）对于证据交换时间，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由人民法院直接组织当事人进行，亦排除了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的情形；（3）对于在指定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两者均规定依当事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准许适当延长。显然，在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时间问题上，新《民事诉讼法》更加强调人民法院的主导作用，以提高诉讼效率。
此外，新《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写明证据名称、页数、份数、原件或者复印件以及收到时间等，并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此举旨在促使当事人积极提供证据，对于保障证据交换顺利进行、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5 证据交换的次数
这一问题在新《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0条，“证据交换一般不超过两次。但重大、疑难和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进行证据交换的除外”，“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
1.2.6 证据交换的操作
这一问题在新《民事诉讼法》中亦没有明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9条，“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
1.2.7 对违反证据交换的制裁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新《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如前述，证据交换制度是与举证时限制度紧密相联系的。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就必然会影响证据交换的顺利进行，也将使证据交换流于形式。新《民事诉讼法》在对违反证据交换的制裁的问题上，对于违反举证时限的后果增加了一定的弹性，采取了多元化的选择，并非按《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规定一律不予质证，既坚持了证据限时提出的原则，又确保重要证据能够进入到诉讼中来，从而有利于当事人更好地行使诉讼权和举证权，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
2 证据交换制度的含义
在我国学界，关于证据交换的含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定义，争议不大，基本取得共识。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证据交换，是指在诉讼答辩期间届满后，开庭审理之前，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双方将各自持有的证据与对方进行交换的诉讼活动”；有的学者认为，证据交换“是指在案件开庭审理前双方当事人相互交换证据和获取有关案件信息的活动。其主要目的和功能在于，使双方当事人在庭前互相了解对方的案件情况，整理争点，固定证据，防止证据突袭”；有的学者认为，“所谓证据交换，是指在人民法院的组织下，当事人之间在开庭审理前，在双方约定或法院指定的时间，自动提交各自证据并与对方交换证据，并相互了解各自证据情况的制度”。在我国实务界，《广东省法院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庭前交换证据暂行规则》（1999年7月20，粤高法[1999]115号）第3条对证据交换定义如下：“庭前交换证据是指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受理的第一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在开庭前由法院主持各当事人将能够证明各自主张的所有证据进行交换，从而固定证据、明晰争议焦点的诉讼活动。”
综上，结合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主要内容的相关分析以及新《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笔者认为，证据交换制度是指需要开庭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于庭审前在人民法院主持下，交换各自持有与案件有关的所有证据，拒不交换或迟延交换则要承担惩戒、罚款等相应制裁或不利诉讼后果的一种制度。
3 我国证据交换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完善和改进途径
从上述对证据交换的内容分析来看，结合新《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证据交换制度仍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缺陷，有的需要进一步明确，有的需要进一步研究，有的需要进一步改进，有的需要完善或进一步完善，有的则需要构建。现在予以具体分析：
3.1 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有待于进一步明确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9条规定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是审判人员，新《民事诉讼法》第133条只原则上规定由人民法院组织，而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的实际操作比较混乱，有的法院是由主审法官和书记员主持，有的是由法官助理主持，有的则是由立案庭专门负责交换证据的法官主持，这种做法有损法律的统一性，需要进一步加以具体明确。
3.2 证据交换适用的证据范围由人民法院依职权确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如前述，新《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交换适用的证据范围由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依职权确定。这种做法实际是用法官对案件的主观认识来指导证据交换，在司法实践中难免会受到审判人员尤其是主审法官的审判能力和业务素质的囿限，这些依职权确定的、用来交换的证据也不一定能够满足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主张的需要。更何况在保护当事人证据交换的诉讼权利的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社会关系或利益的保护问题。当某些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的，不仅不宜进行交换，就是庭审时的质证也应不公开进行。这些问题均有待于重新审视、研究和解决。
3.3 证据交换的时间法官自由裁量权没有合理尺度，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如前述，新《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交换的时间只规定了由人民法院指定的情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规定，关于证据交换时间问题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却缺乏必要的标准和适当的约束。如果法官不恰当行使职权，将证据交换之日定在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之前，根据第38条“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之规定，则按第33条规定的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得少于30日就没有实际意义；如将证据交换之日定在举证期限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则显然会拖延诉讼时间而违背提高诉讼效率的立法初衷。这个问题是有待于进一步改进的。
3.4 证据交换的方式存在法律真空，有待于完善
证据交换是采用到庭交换证据的方式、送达的方式还是其他的方式，对于这个问题，《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新《民事诉讼法》均没有规定。对于当事人在外地的案件，对于案情简单、证据单一的案件，采取送达的方式进行证据交换似乎是适宜的，但是，双方当事人不见面，证据交换制度的和解功能又很难发挥。因此，考虑当事人的情况，根据不同种类的证据研究完善不同的证据交换的方式是十分有必要的。
3.5 证据交换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有待于构建或进一步完善
证据交换制度的实施，不仅仅关系该制度本身的问题，更需要相应的诉讼制度如证据收集制度、强制答辩制度、举证时限制度等的配合。
首先，证据交换的前提是当事人收集、掌握了与案件相关的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举证难是个老大难问题，现行法律规定的当事人和律师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利极不充分且缺乏实施保障，经常导致当事人难以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相应证据。因此，构建证据收集制度，赋予当事人和律师相应的调查取证权，并且在程序上、制度上予以保证，是证据交换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其次，需要完善强制答辩的保障机制。只有这样，原告才能了解被告的主张、理由及其攻击防御方法，才能保证双方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对抗，从而实现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应该答辩制度，但不答辩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归根到底只能称之为一种“适度的强制答辩制度”，仍无法规制实践中有当事人为拖延诉讼或其他原因、故意不提交答辩状的情形。因此，完善强制答辩的保障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违反不提交答辩状的不利后果，对于无故不答辩、不参加证据交换的当事人，可以适用训诫、罚款等强制措施，并由其承担因此而增加的诉讼成本。
最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新《民事诉讼法》虽对举证时限制度有相应的规定，但规定得比较粗糙，有的甚至不能实现，需要进一步完善。
总之，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新《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证据交换制度，但并未能建立起一个合理、有效、操作性强的证据交换规则，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改进、完善和构建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证据交换适用的证据范围、证据交换的时间、证据交换的方式以及证据交换的配套制度建设等。而建立起一个完备的证据交换制度，对于完善我国的审前程序及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和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者单位：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检关于印发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13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现将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三个案例印发你们,供参考。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年5月27日
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
(检例第9号)
【关键词】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要旨】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对于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应当将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相关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泽强,男,河北省人,1975年出生,原系北京欣和物流仓储中心电工。
2010年8月4日22时许,被告人李泽强为发泄心中不满,在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13号工地施工现场,用手机编写短信“今晚要炸北京首都机场”,并向数十个随意编写的手机号码发送。天津市的彭某收到短信后于2010年8月5日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于当日接警后立即通知首都国际机场运行监控中心。首都国际机场运行监控中心随即启动紧急预案,对东、西航站楼和机坪进行排查,并加强对行李物品的检查和监控工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首都国际机场的正常工作秩序。
【诉讼过程】
2010年8月7日,李泽强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9月7日被逮捕,11月9日侦查终结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0年12月3日,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泽强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0年12月14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李泽强法制观念淡薄,为泄私愤,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并故意向他人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已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鉴于被告人李泽强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泽强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李泽强在法定期限内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出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检例第10号)
【关键词】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要旨】
关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对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经营、教学、科研等秩序的影响程度、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以及处置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相关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卫学臣,男,辽宁省人,1987年出生,原系大连金色假期旅行社导游。
2010年6月13日14时46分,被告人卫学臣带领四川来大连的旅游团用完午餐后,对四川导游李忠键说自己可以让飞机停留半小时,遂用手机拨打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问询处电话,询问3U8814航班起飞时间后,告诉接电话的机场工作人员说“飞机上有两名恐怖分子,注意安全”。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接到电话后,立即启动防恐预案,将飞机安排到隔离机位,组织公安、安检对飞机客、货舱清仓,对每位出港旅客资料核对确认排查,查看安检现场录像,确认没有可疑问题后,当日19时33分,3U8814航班飞机起飞,晚点33分钟。
【诉讼过程】
2010年6月13日,卫学臣因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大连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刑事拘留,6月25日被逮捕,8月12日侦查终结移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0年9月20日,甘井子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卫学臣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向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0年10月11日,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卫学臣故意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鉴于被告人卫学臣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卫学臣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卫学臣在法定期限内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出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检例第11号)
【关键词】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择一重罪处断
【要旨】
对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造成有关部门实施人员疏散,引起公众极度恐慌的,或者致使相关单位无法正常营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
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等其他犯罪的,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择一重罪处断。
【相关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袁才彦,男,湖北省人,1956年出生,无业。
被告人袁才彦因经济拮据,意图通过编造爆炸威胁的虚假恐怖信息勒索钱财。2004年9月29日,被告人袁才彦冒用名为“张锐”的假身份证,在河南省工商银行信阳分行红星路支行体彩广场分理处申请办理了牡丹灵通卡账户。
2005年1月24日14时许,被告人袁才彦拨打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的电话,编造已经放置炸弹的虚假恐怖信息,以不给钱就在商场内引爆炸弹自杀相威胁,要求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在1小时内向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内汇款人民币5万元。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进行人员疏散。接警后,公安机关启动防爆预案,出动警力300余名对商场进行安全排查。被告人袁才彦的行为造成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暂停营业3个半小时。
1月25日10时许,被告人袁才彦拨打福州市新华都百货商场的电话,称已在商场内放置炸弹,要求福州市新华都百货商场在半小时内将人民币5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接警后,公安机关出动大批警力进行人员疏散、搜爆检查,并对现场及周边地区实施交通管制。
1月27日11时,被告人袁才彦拨打上海市铁路局春运办公室的电话,称已在火车上放置炸弹,并以引爆炸弹相威胁要求春运办公室在半小时内将人民币10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接警后,上海铁路公安局抽调大批警力对旅客、列车和火车站进行安全检查。
1月27日14时,被告人袁才彦拨打广州市天河城百货有限公司的电话,要求广州市天河城百货有限公司在半小时内将人民币2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否则就在商场内引爆炸弹自杀。
1月27日16时,被告人袁才彦拨打深圳市天虹商场的电话,要求深圳市天虹商场在1小时内将人民币2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否则就在商场内引爆炸弹。
1月27日16时32分,被告人袁才彦拨打南宁市百货商场的电话,要求南宁市百货商场在1小时内将人民币2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否则就在商场门口引爆炸弹。接警后,公安机关出动警力300余名在商场进行搜爆和安全检查。
【诉讼过程】
2005年1月28日,袁才彦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刑事拘留。2005年2月案件移交袁才彦的主要犯罪地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管辖,3月4日袁才彦被逮捕,4月5日侦查终结移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05年4月14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指定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管辖,4月1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袁才彦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5年6月24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袁才彦为勒索钱财故意编造爆炸威胁等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且造成严重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袁才彦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袁才彦提出上诉。2005年8月2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历程和主要内容
1.1 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历程
我国《民事诉讼法》颁布于1991年，其中有关审理前的准备并未对证据交换制度加以规定，在证据的提出上采取的是最广泛意义上的随时提出主义，更未规定逾期提交证据的后果。1993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法发[1993]34号）。该司法文件第5条规定：“开庭前，合议庭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交换、核对证据，核算帐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在开庭审理时如双方当事人不再提出异议，便可予以认定”。这是首次在民事诉讼中提到证据交换，但该司法文件并未对当事人怠于交换证据可能产生的诉讼后果加以规定，以至于证据交换在司法实践中流于形式，作用不大。1998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1998]14号），对我国民事证据制度进行了改革。该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对证据交换适用的案件范围作出了界定。1999年10月2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通知》（法发[1999]28号）第16条规定：“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要进一步完善举证制度，除继续坚持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外，建立举证时限制度，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庭前交换证据制度，完善人民法院收集证据制度，进一步规范当事人举证、质证活动”，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建立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庭前交换证据制度。2001年12月21日，在借鉴国外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合理成分、总结我国审判实践经验和法学界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这一司法解释共用了15个条文对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作了规定，搭建了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基本框架。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一次全面修正，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直击“申诉难”、“执行难”等问题，但对证据交换规则进行了搁置。2008年12月11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法发[2008]42号）又重点针对《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三部分“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更好地指导和规范举证时限的适用。2012年8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经第二次修正后的新民事诉讼法第133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首次将证据交换作为一项程序制度在法律层面上加以确立，这一举措对于完善我国民事审判程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 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主要内容
从新《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相关条文来看，同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我国实行的职权主义的证据交换制度。其主要内容如下：
1.2.1 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
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133条，证据交换由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9条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据此，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是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
1.2.2 证据交换适用的案件范围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7条将其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二是“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从条文分析，显然是一种保障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利和法官适当介入管理相结合的一种证据交换类型。而在新《民事诉讼法》中，证据交换适用的案件范围没有限制，只要案件经人民法院受理后需要开庭审理的，审判人员就要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案件的争议焦点。两相比较，新《民事诉讼法》更加强化了人民法院对于证据交换启动的决定权，将证据交换作为审理前准备阶段明确案件争议焦点、提高诉讼效率的一种程序制度，并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基础上扩大了证据交换适用的案件范围。
1.2.3 证据交换适用的证据范围
对于证据交换适用的证据范围，《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未作出具体规定。但从证据开示的定义来分析，可以看出证据交换制度的核心是：除非具有正当理由，双方当事人应当把所掌握的与案件有关的情报全部或者部分向对方开示，以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及对抗的公平性。新《民事诉讼法》第65条原则性规定，证据范围由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这一规定虽说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减少证据交换的工作量，但另一方面将会受到审判人员尤其是主审法官审判能力和业务素质的限制，可能会影响证据交换功能价值的有效发挥。因此，结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新《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证据交换适用的证据范围应是当事人持有的与当事人诉讼请求或主张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包括不利证据。
1.2.4 证据交换的时间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3条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第38条规定，“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新《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及时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第133条规定，“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
两相比较，《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新《民事诉讼法》均将证据交换和举证时限联系起来；但在证据交换的时间这个问题上，区别较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对于举证期限，《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规定了经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两种情形。新《民事诉讼法》则直接规定由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立，排除了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的情形；（2）对于证据交换时间，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由人民法院直接组织当事人进行，亦排除了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的情形；（3）对于在指定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两者均规定依当事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准许适当延长。显然，在举证期限和证据交换时间问题上，新《民事诉讼法》更加强调人民法院的主导作用，以提高诉讼效率。
此外，新《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写明证据名称、页数、份数、原件或者复印件以及收到时间等，并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此举旨在促使当事人积极提供证据，对于保障证据交换顺利进行、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5 证据交换的次数
这一问题在新《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0条，“证据交换一般不超过两次。但重大、疑难和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进行证据交换的除外”，“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
1.2.6 证据交换的操作
这一问题在新《民事诉讼法》中亦没有明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9条，“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
1.2.7 对违反证据交换的制裁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新《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如前述，证据交换制度是与举证时限制度紧密相联系的。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就必然会影响证据交换的顺利进行，也将使证据交换流于形式。新《民事诉讼法》在对违反证据交换的制裁的问题上，对于违反举证时限的后果增加了一定的弹性，采取了多元化的选择，并非按《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规定一律不予质证，既坚持了证据限时提出的原则，又确保重要证据能够进入到诉讼中来，从而有利于当事人更好地行使诉讼权和举证权，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
2 证据交换制度的含义
在我国学界，关于证据交换的含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定义，争议不大，基本取得共识。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证据交换，是指在诉讼答辩期间届满后，开庭审理之前，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双方将各自持有的证据与对方进行交换的诉讼活动”；有的学者认为，证据交换“是指在案件开庭审理前双方当事人相互交换证据和获取有关案件信息的活动。其主要目的和功能在于，使双方当事人在庭前互相了解对方的案件情况，整理争点，固定证据，防止证据突袭”；有的学者认为，“所谓证据交换，是指在人民法院的组织下，当事人之间在开庭审理前，在双方约定或法院指定的时间，自动提交各自证据并与对方交换证据，并相互了解各自证据情况的制度”。在我国实务界，《广东省法院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庭前交换证据暂行规则》（1999年7月20，粤高法[1999]115号）第3条对证据交换定义如下：“庭前交换证据是指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受理的第一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在开庭前由法院主持各当事人将能够证明各自主张的所有证据进行交换，从而固定证据、明晰争议焦点的诉讼活动。”
综上，结合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主要内容的相关分析以及新《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笔者认为，证据交换制度是指需要开庭审理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于庭审前在人民法院主持下，交换各自持有与案件有关的所有证据，拒不交换或迟延交换则要承担惩戒、罚款等相应制裁或不利诉讼后果的一种制度。
3 我国证据交换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完善和改进途径
从上述对证据交换的内容分析来看，结合新《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证据交换制度仍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缺陷，有的需要进一步明确，有的需要进一步研究，有的需要进一步改进，有的需要完善或进一步完善，有的则需要构建。现在予以具体分析：
3.1 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有待于进一步明确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9条规定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是审判人员，新《民事诉讼法》第133条只原则上规定由人民法院组织，而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的实际操作比较混乱，有的法院是由主审法官和书记员主持，有的是由法官助理主持，有的则是由立案庭专门负责交换证据的法官主持，这种做法有损法律的统一性，需要进一步加以具体明确。
3.2 证据交换适用的证据范围由人民法院依职权确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如前述，新《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交换适用的证据范围由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依职权确定。这种做法实际是用法官对案件的主观认识来指导证据交换，在司法实践中难免会受到审判人员尤其是主审法官的审判能力和业务素质的囿限，这些依职权确定的、用来交换的证据也不一定能够满足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主张的需要。更何况在保护当事人证据交换的诉讼权利的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社会关系或利益的保护问题。当某些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的，不仅不宜进行交换，就是庭审时的质证也应不公开进行。这些问题均有待于重新审视、研究和解决。
3.3 证据交换的时间法官自由裁量权没有合理尺度，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如前述，新《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交换的时间只规定了由人民法院指定的情形。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规定，关于证据交换时间问题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却缺乏必要的标准和适当的约束。如果法官不恰当行使职权，将证据交换之日定在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之前，根据第38条“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之规定，则按第33条规定的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得少于30日就没有实际意义；如将证据交换之日定在举证期限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则显然会拖延诉讼时间而违背提高诉讼效率的立法初衷。这个问题是有待于进一步改进的。
3.4 证据交换的方式存在法律真空，有待于完善
证据交换是采用到庭交换证据的方式、送达的方式还是其他的方式，对于这个问题，《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新《民事诉讼法》均没有规定。对于当事人在外地的案件，对于案情简单、证据单一的案件，采取送达的方式进行证据交换似乎是适宜的，但是，双方当事人不见面，证据交换制度的和解功能又很难发挥。因此，考虑当事人的情况，根据不同种类的证据研究完善不同的证据交换的方式是十分有必要的。
3.5 证据交换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有待于构建或进一步完善
证据交换制度的实施，不仅仅关系该制度本身的问题，更需要相应的诉讼制度如证据收集制度、强制答辩制度、举证时限制度等的配合。
首先，证据交换的前提是当事人收集、掌握了与案件相关的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举证难是个老大难问题，现行法律规定的当事人和律师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利极不充分且缺乏实施保障，经常导致当事人难以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相应证据。因此，构建证据收集制度，赋予当事人和律师相应的调查取证权，并且在程序上、制度上予以保证，是证据交换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其次，需要完善强制答辩的保障机制。只有这样，原告才能了解被告的主张、理由及其攻击防御方法，才能保证双方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对抗，从而实现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应该答辩制度，但不答辩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归根到底只能称之为一种“适度的强制答辩制度”，仍无法规制实践中有当事人为拖延诉讼或其他原因、故意不提交答辩状的情形。因此，完善强制答辩的保障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违反不提交答辩状的不利后果，对于无故不答辩、不参加证据交换的当事人，可以适用训诫、罚款等强制措施，并由其承担因此而增加的诉讼成本。
最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新《民事诉讼法》虽对举证时限制度有相应的规定，但规定得比较粗糙，有的甚至不能实现，需要进一步完善。
总之，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新《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证据交换制度，但并未能建立起一个合理、有效、操作性强的证据交换规则，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改进、完善和构建主持证据交换的主体、证据交换适用的证据范围、证据交换的时间、证据交换的方式以及证据交换的配套制度建设等。而建立起一个完备的证据交换制度，对于完善我国的审前程序及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和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者单位：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
关于印发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检关于印发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13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现将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三个案例印发你们,供参考。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年5月27日
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
(检例第9号)
【关键词】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要旨】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对于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应当将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相关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泽强,男,河北省人,1975年出生,原系北京欣和物流仓储中心电工。
2010年8月4日22时许,被告人李泽强为发泄心中不满,在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13号工地施工现场,用手机编写短信“今晚要炸北京首都机场”,并向数十个随意编写的手机号码发送。天津市的彭某收到短信后于2010年8月5日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于当日接警后立即通知首都国际机场运行监控中心。首都国际机场运行监控中心随即启动紧急预案,对东、西航站楼和机坪进行排查,并加强对行李物品的检查和监控工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首都国际机场的正常工作秩序。
【诉讼过程】
2010年8月7日,李泽强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9月7日被逮捕,11月9日侦查终结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0年12月3日,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泽强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0年12月14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李泽强法制观念淡薄,为泄私愤,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并故意向他人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已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鉴于被告人李泽强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泽强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李泽强在法定期限内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出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检例第10号)
【关键词】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要旨】
关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对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经营、教学、科研等秩序的影响程度、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以及处置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相关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卫学臣,男,辽宁省人,1987年出生,原系大连金色假期旅行社导游。
2010年6月13日14时46分,被告人卫学臣带领四川来大连的旅游团用完午餐后,对四川导游李忠键说自己可以让飞机停留半小时,遂用手机拨打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问询处电话,询问3U8814航班起飞时间后,告诉接电话的机场工作人员说“飞机上有两名恐怖分子,注意安全”。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接到电话后,立即启动防恐预案,将飞机安排到隔离机位,组织公安、安检对飞机客、货舱清仓,对每位出港旅客资料核对确认排查,查看安检现场录像,确认没有可疑问题后,当日19时33分,3U8814航班飞机起飞,晚点33分钟。
【诉讼过程】
2010年6月13日,卫学臣因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大连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刑事拘留,6月25日被逮捕,8月12日侦查终结移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0年9月20日,甘井子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卫学臣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向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0年10月11日,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卫学臣故意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鉴于被告人卫学臣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卫学臣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卫学臣在法定期限内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出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检例第11号)
【关键词】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择一重罪处断
【要旨】
对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造成有关部门实施人员疏散,引起公众极度恐慌的,或者致使相关单位无法正常营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
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等其他犯罪的,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择一重罪处断。
【相关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袁才彦,男,湖北省人,1956年出生,无业。
被告人袁才彦因经济拮据,意图通过编造爆炸威胁的虚假恐怖信息勒索钱财。2004年9月29日,被告人袁才彦冒用名为“张锐”的假身份证,在河南省工商银行信阳分行红星路支行体彩广场分理处申请办理了牡丹灵通卡账户。
2005年1月24日14时许,被告人袁才彦拨打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的电话,编造已经放置炸弹的虚假恐怖信息,以不给钱就在商场内引爆炸弹自杀相威胁,要求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在1小时内向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内汇款人民币5万元。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进行人员疏散。接警后,公安机关启动防爆预案,出动警力300余名对商场进行安全排查。被告人袁才彦的行为造成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暂停营业3个半小时。
1月25日10时许,被告人袁才彦拨打福州市新华都百货商场的电话,称已在商场内放置炸弹,要求福州市新华都百货商场在半小时内将人民币5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接警后,公安机关出动大批警力进行人员疏散、搜爆检查,并对现场及周边地区实施交通管制。
1月27日11时,被告人袁才彦拨打上海市铁路局春运办公室的电话,称已在火车上放置炸弹,并以引爆炸弹相威胁要求春运办公室在半小时内将人民币10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接警后,上海铁路公安局抽调大批警力对旅客、列车和火车站进行安全检查。
1月27日14时,被告人袁才彦拨打广州市天河城百货有限公司的电话,要求广州市天河城百货有限公司在半小时内将人民币2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否则就在商场内引爆炸弹自杀。
1月27日16时,被告人袁才彦拨打深圳市天虹商场的电话,要求深圳市天虹商场在1小时内将人民币2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否则就在商场内引爆炸弹。
1月27日16时32分,被告人袁才彦拨打南宁市百货商场的电话,要求南宁市百货商场在1小时内将人民币2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否则就在商场门口引爆炸弹。接警后,公安机关出动警力300余名在商场进行搜爆和安全检查。
【诉讼过程】
2005年1月28日,袁才彦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刑事拘留。2005年2月案件移交袁才彦的主要犯罪地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管辖,3月4日袁才彦被逮捕,4月5日侦查终结移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05年4月14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指定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管辖,4月1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袁才彦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5年6月24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袁才彦为勒索钱财故意编造爆炸威胁等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且造成严重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袁才彦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袁才彦提出上诉。2005年8月2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